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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晋察冀野战军的组建和整训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11-24 来源:
    

朱德与晋察冀野战军的组建和整训

杨步青 吴尹浩

 

解放战争中,朱德在中央工委工作期间,以“总力战”的思想改组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机构,统一后勤部门,参加和组织指挥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为晋察冀野战军的重建和整训倾注了大量心血,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委托给中央工委“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的重大任务。

1947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年份,毛主席用一个“熬”字来形容。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国民党对解放区大举进攻,承德、张家口等153座重要城市在解放战争初期不到四个月即被敌军占领,正如国民党的战报里所说,“到最近四平街的战役为止,没有一个重要城镇被匪军占领,相反的,凡是匪军的老巢,无不被国军攻克”。1947319日,延安又失陷。但这一年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国民党尽管占领了延安,但它的重点进攻战略已经破产,开始陷入被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以谋划在先、超人一筹的胆略和气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刘少奇、朱德等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的土改、晋察冀军事问题、财经等工作。19474月,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7月进驻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副书记,朱德对工委的土改、军工、财经等各项工作都十分负责,但是他又是我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晋察冀军区军事问题的解决上。为此,朱德提出与国民党打“总力战”的思想,并且按照打总力战的要求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总力战又称总体战,是德国军事战略家鲁登道夫提出的军事理论。他认为,现代战争是全面战争,战争区域扩大到交战国的全部领域,因此,必须动员全民力量——军队的和人民的力量,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投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全面接受了这一理论。国民党深受鲁登道夫《总体战》一书的影响,国共内战后期,为了挽救败局,编写了一本《何谓总体战》,强调指出:“总体战的推行,就是改变过去政治、经济的不战病态,减少政治、经济所给予军事的拖累,总体战又是争取农民的利器”。但是这些以“组训民众”和“军政一元化领导”为核心的总体战并没有改变南京当局的无能和腐败所导致的底层民众的愤怒和失望,国民党失败不可避免。

在共产党内也有一批军事将领提出过总体战思想,朱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1947610日,朱德在冀中军区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道:“关于总力战问题我们已总结出许多经验,我这里不多讲。总力战这个名词,是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提出来的,他以强迫手段达到集中一切力量实行侵略作战。在我们这里,是党、政、军、民密切结合,团结一致,对敌作战。”朱德早年留学德国和苏联,学习过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具有深厚的军事学功底,其实早在抗战初期,朱德就提出了总体战的思想。1938年初,朱德发表军事理论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提出了战争的“五要素”论,即一切战争都包含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战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从“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各个方面去破坏敌人战争机器的“综合一体战”。为了把晋察冀军区军事问题处理好,朱德认为晋察冀军区要建立围绕帮助野战军打仗服务的总力战机制,统一后勤,“总力战的组织形式,在太行地区,是按军分区、县、区组成后勤指挥部,民兵、民夫都按班、排、连、营、团组织起来,各级政府主席和各级党的书记便担任后勤指挥部各级的司令和政委,负责担架、运输、通信等勤务,商店、合作社担任供给部,大家都为帮助野战军打仗服务”。最为关键的还是改组野战机关,建立野战军,敢于打攻坚战,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也是战争的根本目的。围绕与国民党打总力战,朱德无论在思想还是组织上,在战术上还是军区的动员上,在中央工委期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过多次指导。

“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是作为总司令的朱德来到晋察冀边区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将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和确立“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为切入点。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对冀中平原一带的“扫荡”非常残酷,部队被迫分散作战,由于过去底子薄,部队基本上散了,一下子收拢不回来。抗战胜利后,鉴于东北的战略地位,部队原有的骨干纷纷被调往东北。再加上这时候部队上下之间思想又不统一,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张家口保卫战中,没有能消灭敌有生力量,还导致根据地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张家口过早丧失,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根据地被敌人点线分割。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其他战略区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晋察冀军区在军事上打不开局面,没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因此,晋察冀边区军事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到华北战局能否根本扭转,也是影响解放战争的全局性问题。为此,朱德、刘少奇等到达河北平山封城村的第二天,便与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等商定,召集纵队、旅、团级干部开会,一起总结晋察冀军区作战的经验教训。经过大量的调研,朱德逐渐找到了晋察冀军区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方法。到了5月中旬,中央工委在行唐县上碑村时,朱德专门给在阳泉前线的杨成武打电报,找他谈话,并向他宣布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构。据杨成武回忆,朱德强调:“华北地区,中央非常重视。你们晋察冀部队的任务很重,不仅要牵制敌人在华北的部队和解放全华北,而且北面要支援东北,西面要支援西北,东面要支援华东。这是进行战略大反攻啊!”“目前军区指挥机构对野战军各纵队的作战指挥还不完全适应,后方庞大,战斗人员少,头重脚轻,不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从战略上考虑,决定恢复晋察冀野战军,重新成立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以加强野战军建设,使之成为一个有力的‘拳头’。”61日,朱德就晋察冀军事工作的初步情况向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作了汇报:“野战军组织头重,尚未脱离抗战时期游击队地方军范围,后方庞大,出征人员少,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上级指挥不好,自张家口退出后,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对敌人只是应付的”。“供给补充也是紊乱的,撤张家口后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又加以在建立生产运动口号下,各自为政,团以上的各级机关,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的关系也不好。”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朱德向中央汇报道,几次晋察冀中央局会议决定;(1)恢复野战军,以杨得志为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2)建立军区后勤部,统一领导供给、卫生、兵站、运输等工作,这样野战军就可以摆脱繁重的负担,可以集中力量,加强野战军的组织和指挥,增加灵活性,打大的歼灭战、运动战。62日,朱德与聂荣臻去冀中,越平汉路抵达河北省安国县。63日,中央工作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汇报晋察冀野战军的工作情况,再次说明部队所面临的问题,“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现在着手改变这种情况。”64日,朱德与聂荣臻抵达河北省河间县黑马张庄冀中军区,听取冀中军区领导汇报情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经过几天的了解情况和总结思考,610日,朱德在冀中军区干部会议上作了《把红军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的讲话,这篇讲话也成为了晋察冀野战军日后建军打仗的思想基础。朱德在会上进行了动员讲话,着重阐明“配合东北作战,不使敌人向东北增援”的任务。最重要的是,朱德在会上反复强调部队要贯彻歼灭战思想问题,朱德说道:“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敌人的歼灭战,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成熟了。可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到现在有的地方,把歼灭战忘了”。鉴于军区机构臃肿、组织庞杂,朱德说道“你们的组织不很合理,吃饭的人很多,打仗的人不多,这是浪费。党政机关警卫员制度应该取消,把人、枪都拿到野战军去,马匹也取消,拿去给老百姓生产,或组织骑兵。”朱德还强调了野战军的战略战术,歼灭战首先要做到争取主动,兵力集中,“应该时时刻刻想法集中自己优势的兵力去歼灭敌人,歼灭了敌人才能保人保地”,还要注意打敌之侧背和利用有利的地形。

朱德在会上着重点出了晋察冀野战军存在的纪律问题。铁的纪律是赢得群众支持、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是军队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保证,是我军由传统的游击部队向正规部队转变的关键。解放战争中,我军组建野战兵团,迅速进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对部队的多兵种协同战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很多战役企图的实现都需要担负不同任务的部队进行密切协同配合,因此各参战部队能否做到令行禁止,服从统帅部的命令,完成各自承担的战役任务,铁的纪律是关键。这个时候,朱德了解到部队还有一定程度的纪律松弛现象,就直截了当地批评道:“不打人不骂人谁都知道,但是打骂现象很严重。服从命令听指挥,旅长可以指挥直属的团长,别的团长就不听,各自为政的小团体主义相当严重”,“打城市的胜利品要归公,但发洋财抓一把的事情还经常发生”。最后朱德强调:“你们必须把队伍好好整顿,一切要发扬红军的作风。过去的作风不见了,生了锈,把锈擦一擦,红军的威风就出来了,蒋介石就怕得很,对人民就好得很!大家要把红军的优良传统都恢复起来。任何人都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今天当旅长,明天也可以当团长。”

冀中军区干部会议刚一结束,612日青沧战役就打响了。青沧战役是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牵制华北傅作义集团企图增援东北的敌人,会前就已经部署好的。此役攻克青县、沧县(今沧州市)、永清三座县城,控制了津浦线捷地至陈官屯段70余公里铁路,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此时中央已经在考虑将来的南方作战,为了营造良好态势,阻断北方之敌南下,野战军把从沧州、青县到静海铁路的铁轨全部卸掉,砸坏、烧掉枕木,挖断路基,使对方纵然垫上厚土也不能恢复使用。紧接着朱德随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移驻白洋淀,与聂荣臻组织保北战役。625日战役打响,经过三天战斗,打开徐水、固城,消灭顽军两个团又两个营,占领了漕河、北河店段约70里之铁道线,孤立了保定。经过这两次战役,朱德总结道:“打堡垒及攻城的战术技术都相当的提高,能步炮协同及善于使用炸药,能迅速秘密组成,故能成功,对于打歼灭战大有进步”。战役结束后,72日朱德与聂荣臻一行回到阜平。

经过两个月的整顿,晋察冀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后方的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711日,朱德就这段时间以来的晋察冀军区军工生产、人员补充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炮兵现已成旅,各种炮都很多,野炮弹还多,其他也不缺。配合炸药,火力是很强的。”总的来看,“此间军事工作,经少奇同志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督促进行尚非易事”。在这份报告中,朱德还提出要敢于和傅作义集团打硬仗、进行小规模决战的思想,即“在一个战役中,应敢于与敌人十个团决战,他们向此方向去争取”,也对以后将要进行的石门战役进行了初步的规划:“下次战役,他们拟打石家庄。据杨得志估计,石家庄有条件打下”,“我鱼日(即6日)回到工委会,参加土地会议,俟毕后,再去看野战军打石家庄”。晋察冀野战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已有很大转变。就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同时,720日,朱德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汇报晋察冀的军事工作情况:“我往冀中月余。该地人力、物力尚富,如将土改搞好,农民大翻身后,将来可为支援各解放区的策源地”;“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也正在进行”;“后勤已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有大进步,并有大希望……除炮弹、炸药外,各种子弹、棉花药亦能造”。同时,朱德也提出了部队还存在的问题:“野战军技术是提高了,十个旅在一处作战的指挥艺术,尚未练熟。整顿队伍还好,惟组织队伍、巩固部队尚差”,不要忽视野战军的对手傅作义,“他有两手,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能空、骑、步、炮配合使用,就是他的长处”。所以现在部队即使“有很好的运动战的机会,也不能打”,只得“补充足,整理好”。

朱德不仅重视部队的整训,还针对部队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具体指导,特别强调从政治工作入手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朱德曾经说过:“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民心所向,或者叫做政治优势”。进入8月,根据“敌主力退大清河以北‘扫荡’的敌情”和我野战军“野战军初组成,干部调动多,交代就职均不熟悉,连队补充了新兵”的实际情况,朱德向中共中央建议争取一个较短时期的训练。由于我军军事上的胜利,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也逐渐增多,出现了大量的“解放战士”,即“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朱德强调部队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把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老八路、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组成“三合一”班,三种拥有不同经历的战士互相诉苦,“解放区是怎么搞土改的知道了,蒋管区农民的苦处怎么样也知道了,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也知道了。这种会开它一天两天,一班人的阶级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在战争中仍然继续着,战争的本质就是政治的角力。国共双方奉行不同的战争指导哲学,尽管都强调战争的政治性,但与国民党在资产阶级建军思想指导下施行单纯的军事主义路线相比,共产党更懂得战争政治性的体现,也更能积极地实现战争的政治性。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晋察冀野战军有了很大的改观。为了打破敌我双方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对峙的局面,8月末,朱德向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应寻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指示,要求“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悉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根据这个指示,野战军于92日发起了大清河战役,但“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我野战军虽属主动出击,但却打成了消耗战,没有围歼敌人。造成了部队中出现了一些“肉没有吃掉,倒把门牙顶掉了”的难免浮言的情况,于是朱德决定请示中央,随同晋察冀野战军作战,同杨得志、杨成武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树立起来”。这次受挫并没有影响野战军的行动,不久后,野战军又捕捉到了新的战机,1011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清风店战役。这次部队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围攻徐水,诱敌增援,战役进行至1022日结束,取得重大战果。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其中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官兵1.1万余人。这是晋察冀野战军打歼灭战取得的一个新纪录,也是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的作用。

清风店战役硝烟还未散尽,驻西柏坡的中央工委领导刘少奇、朱德就在战役结束当日收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建议“乘清风店战役胜利之机夺取石家庄”的报告。次日,朱德与刘少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批准该报告。朱德对石家庄战役非常重视。解放战争中我军不乏经典的运动战战例,例如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豫东大捷、鲁西南战役、新开岭战役等等,但由于城市攻坚战的难度比运动战大,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的要求也比运动战高,石家庄战役还是首例。石家庄是我军即将攻克的第一座大城市,既要运用合理的攻坚战术,还要面临战后接收、城市管理等一系列复杂课题,也是对晋察冀野战军近几个月来整训工作的考验,因此朱德要求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靠近指导,中央军委立即同意朱德的建议。解放战争中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和军事技术的日益现代化,战争样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我军战术的运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硬的肉体素质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朱德在晋察冀野战部队的整训中不但重视军队人员的政治素质建设,也高度重视部队人员的肉体素质的建设,特别是部队人员的战术素养和对军事技术的应用能力,做到军队人员的肉体素质建设和政治素质建设相结合。在战役开始前的准备阶段,为了紧跟战争前沿,帮助部队解决实际问题,1027日凌晨,朱德来到安国县西北张村视察晋察冀军区炮兵旅,上午步行加骑马,连续到了六个村庄,视察了两个团、两个营和四个连队,下午回到旅部。在视察期间,朱德反复强调战术的重要性:“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阵地攻坚战”,“在战术上要注意,接近敌人要秘密,打炮时要猛,要突然,火力整齐集中,……步、炮协同好,胜仗不断打”。1028日、29日两天时间里,朱德分别召集连、排、班干部和战士座谈如何攻打石家庄,一起分析敌情,审问俘虏,研究战役部署,向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朱德针对有些干部不重视战术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石门战役打的是攻坚技术,是勇敢加技术”。1031日,在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朱德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精心策划,共同拟定了攻打石家庄“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的周密详尽的作战部署。111日,朱德在与野战军领导杨得志、杨成武散步时了解到部队攻城时后勤保障较薄弱,即令秘书向晋察冀军区领导聂荣臻、萧克等发电,要求务必保障好野战军的后勤,特别是炸药和炮弹,并做好人员补充的准备。

116日,石家庄战役开始。在战役进行中,据杨得志回忆:朱德冒着敌机不断轰炸的危险,提出要住在他们野战军司令部指导作战,野司考虑到他的安全,劝他到冀中分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住,他摇头不肯,说道:“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来找我朱德。”后来,朱德终于在毛主席的来电劝说和杨得志等人的督促下,才不情愿地离开野司,来到河间。朱德虽在河间,可还时刻关注着战役的发展。从突破开始,到扫除外围据点,再到突破市沟,朱德几乎每天都要和野司通话联络,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石家庄攻坚战前后持续一周,我军密切协同,完全按照既定的攻坚方案,于1112日一举攻克。战役结束后,朱德向晋察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电嘉奖。为全面总结石家庄战役的经验,朱德于1128日在晋县侯城村邀请参战人员座谈,总结会连续开了四天,参加者既有杨得志等高级指挥员,又有来自一线的普通战士,最后总结出了几十条攻城经验,并于121日写出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一文。这些经验对其他解放区战场解放大城市中的攻坚作战、战后管理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过这几个战役,野战军“学会了打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野司指挥部亦形成有力的指挥”,这是朱德在石家庄战役结束后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几个月来野战军的整训工作和攻打石家庄的经验时对野战军的评价和总结。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朱德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在回忆朱德这段时期的工作时说道:“当我们打了胜仗时,他发来贺电贺信,给予嘉奖和鼓励;当我们为一个战役琢磨最佳方案时,他常为我们排忧解难,给予指导。”朱德指导和帮助晋察冀野战军的重建和整训,体现出他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家的理论品质,对当前的现代化军事改革也有许多启示。

 (本文作者:杨步青,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吴尹浩,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黄艳)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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