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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任弼时的性格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9-15 来源:
    

浅论任弼时的性格

任建云

 

性格决定成败。一个人性格的修炼,实际上决定了在人生道路上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方面。专家学者是这样,作为领袖人物的任弼时也是这样。

关于任弼时性格的探讨,鉴于历史的因素,我们只能从关于他的传记中,以及他自己写作的文献中,在他那46年短暂的奋斗生涯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去稽征考证,去归类分析。在这方面,学者们似未涉及,故只能是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任弼时的性格

一是忧国忧民、抢住机遇的悟性。“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任培国(任弼时的原名)青少年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衰亡、中国十分落后、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交替时代。由于家族文化的熏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自幼聪颖且对新生事物甚为敏感。他五岁随父于塾塘乡任氏序贤初小住读时,在习作中以稚嫩的笔触表达了忧国忧民之心。他说,“对帝国主义侵夺祖国领土要有御侮之策”。“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就这样,少年任培国的思想从幼稚的宜有爱国之心,逐步升华到强烈的爱国意识,到付诸于留俄学习的爱国行动。这个时段,仅仅是五年,而且是青少年成长阶段的十分重要的五年。1920年中学毕业前夕,他得到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的消息,又有任作民的哥哥任新典来信说上海外国语学社招生。于是,他和萧劲光加入研究会,下决心赴俄罗斯留学。启程之日,任培国写了一封家书,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和决心。展示其“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情怀。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种擦身而过的机遇,犹豫和彷徨都可能失去。“肃肃宵征,夙夜在公”,“楼兰犹未斩,那敢顾身家”。任培国投身革命,顾大家而忘小家,从事革命三十年也没有回过老家,乃至父亲任裕道去世都没有回湘奔丧。自此,任培国抓住了历史机遇,走上革命道路,既是历史选择了他,更是他本身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先知先觉的悟性所至。

任培国这种抓住机遇的悟性,是以其十分强烈的爱国之心为基础,敢于投身于革命潮流。作为人生道路正确选择,这既是他成为领袖人物的历史机遇,更是他走向成功的自然。机遇稍纵即逝,对于多数人来说,或许只有一次。假如不是处于社会动荡即转型时期,假如在长沙没有接触俄罗斯研究会,假如没有任新典自上海来信提供上海外国语学社招生的信息,那任培国还是任培国,也就不能成为任弼时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二是独立思考、顾全大局的理性。“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随风倒,是有思想有作为的前提,更是决策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没有独立思考,便谈不上决策和决断,更不可能成为领导核心。任培国自幼便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在上初小时,他写过一篇《自立》的作文。文中写道:“自立之道,不可依赖他人。若依赖他人,即非自立。”这个时期的自立,当然是指人生的自立。少年时人生自立的思想火花,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演化成思维上的独立思索。日积月累,便形成了独立思考的理性。

1927年六七月,任弼时在委托蔡和森向政治局提交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后,继在中共中央扩大的武昌会议上要求宣读,被陈独秀拒绝。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作为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大胆批评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并因此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中央特派任弼时赴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由任同志查明经过情形报告中央处理”。他来湘后确认敌我双方的力量,作出立即暴动“必然大遭失败”的结论,果断地提出与中央命令不同的意见。正因为任弼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其后在19304月讨论向共产国际汇报材料时,他对李立三起草的文稿连说“三个不同意”;在19311月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坚决反对罗章龙等剑拔弩张、大搞分裂主义的行为;在“富田事变”后,湘赣地区大抓AB团,他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等人。在长征途中,任弼时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具体表现在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分化和并吞红二、六军团,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六军团,确保了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194312月召开的反特斗争工作会议上,任弼时首先否定康生所谓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以否定。所有这些,充分展示了任弼时“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决心。

三是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韧性。《诗经》说:“柔则茹之,刚则吐之。”有刚有柔,刚柔相济。此是众多的政治家成功者的性格。世间万事万物是这样,人生更是这样。世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灿烂的顶点。任培国在青少年时期,早就作好了百折不挠的思想准备。他以英国瓦特为榜样,“朝夕研究,靡寒靡暑,屡经更改而其器始良”。【《少年任弼时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他在省立一小的作文中,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认识:“艰难亦愈多,宜不畏艰难而以毅力战胜之也。”要以“奋力前进,战胜艰难”为师。在白色恐怖下,有时险象环生,意外和危险防不胜防。192810月,任弼时在南陵县巡视时被捕,审讯后对他“动了刑,踩杠子,施夹棍。他始终咬定口供,不露身份”。次年11月,又在江苏团省委机关被逮捕,巡捕房对他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使之背上留下了被电流袭击的两块深深的烙印。作为一个经受了艰难曲折的革命者,在14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两次被捕,两次受酷刑,其痛苦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这充分展示了任弼时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还体现了他那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韧性。其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在无后方保障的条件下,冒着酷暑高温,横穿湘南八县,战胜了被困于梵净山区七八天的险境,突破湘军的防堵阵地,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贵州印江,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

四是胸怀坦荡、谨慎平易的德性。古人云:“君子如夷,恶怒是违”,“其待人也轻以约,其责己也重以周”。胸怀宽广、为人坦荡、谦恭谨慎、平易宽容,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对于普通人,以此可以安身立世。对于艰难困苦中的革命军队来说,更需要具有这些德性的领袖人物。胸怀坦荡,包括坦承自己的过错和失误,乃至在公众场合义正辞严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错误,既是诚恳为人的德性,也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高尚品德。任培国的这种德性,在青少年时期的作文中就早露端倪。他在《听写法》中写道:船长于机炉既坏时,“指挥部下尽力救人,既无懈色又无侮心,其公德诚足为世人所钦仰也。”【参见《少年任弼时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他知道自己的个性,“余自之性亦不甚为凶暴”。任弼时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德性。

193210月上旬,任弼时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在前方助理。其后,从井冈山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从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及其后的长征斗争中,任弼时在革命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智慧。19384月,任弼时到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递交的书面报告大纲和5月份的口头说明和补充中,用中国革命实践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有效地确立了毛泽东的国际地位。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回延安后,他较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对于过去的错误,他在延安整风时作了自我批评,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又作了检讨。至于任弼时同志在上下级之间,在调查和处理延安审干的历史问题中,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听取他人的意见,经常爱护和时刻关心他的战友和同志,并获得“党的妈妈”的美誉。“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在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方面,他认为争取中间力量至为重要。在解放区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中,十分注意保护中农的利益,是土改胜利的基础。

任弼时谨慎平易,在日常工作中十分注意从自己做起。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他带头织草鞋。其草鞋耙至今还陈列在那里。在延安,他带头参加纺纱比赛,还得了第一名。在匿名向战士学刺杀时因动作不规范,还挨过战士的呵斥。正因为这样,任弼时在宏观上能运筹帷幄,在小处又身体力行,得到了党内上上下下的尊敬和爱戴。他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全票当选并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也没有争议。

二、任弼时性格形成的方方面面

(一)爱国主义思想的浸染熏陶

任培国生长在教师家庭。父亲任思度,又名扬烈,号振声,派名裕道。“裕”字辈在毛塘任氏中属于迁湘后的22代。其序读方法应该是“孟、开、科、甲,光、裕、培、基”。不少文章中误写成“孔、孟、开、科、甲;光、裕、培、基、学”,是错误的。“学”字辈是新增32派的第一派。毛塘任氏在当地属望族。县志载,“应庚以军功保直隶州知州,留广西补用加运同衔,历署永宁州知州,太平府知府”。任弼时祖父的家境比较殷实,便从白沙河西侧的冷水井移居河东新屋,也名唐家桥新屋。这座江南民居,依山傍水,青砖瓦房,上下三进加罩亭,还有烽火墙。当年,既有堂上悬挂着“望重龙门”、“光照壁水”的两块匾,也挂有“攻心为上、容膝易安”的楹联。这里庄严肃穆,文化底蕴深厚。本来,毛塘任氏在取名时多不用派名。任思度先生为其子取名“培国”,煞费苦心,且干脆将派名作为学名,更是用心良苦。《说文》:“培,敦,土田山川也。从土。”任培国从跚跚站立到牙牙学语,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着。一遍又一遍地被呼唤“培国”,他当然感受到自己的位置。理所当然,幼儿时期的教育,使他从自己的名字中了解到国家、国学等与国字相关的知识。更何况,端午节他父亲还带他去汨罗江看抛粽子和龙舟竞渡,纪念屈原的热闹场面,经常给他讲岳飞尽忠报国和花木兰从军的故事。这种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引导,在任培国那幼小的心灵深处,爱国、报国早就扎根了。在少年任弼时作文选中,涉及与“国”相关的达210多处。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思想对少年任培国的浸染熏陶和影响多么深刻。

任培国出生地离湖南省省会长沙仅40多公里,又俗称长沙东乡,且有交通要道相联接。在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前后后,信息传播很快,思想极为活跃。尤其是黄兴、蔡锷等辛亥革命领袖的悲壮故事,同样使任培国受到十分深刻的启示和教育。在《追悼蔡公松坡感言》中,“今日吾国内忧外患”“乱御侮之任者,惟公也。今公已矣,吾人不可急造人才哉!”此时,爱国主义的情绪已使任培国热血沸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

理论可使人更清醒、更睿智、更自觉,可以高屋建瓴,把握全局。任培国从19218月至19247月,在苏俄学习整整三年。这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任培国正是在这个黄金时期,如饥似渴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使之对其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烂熟于胸。尤其晚年列宁的思想更加成熟,更注重实际,对任弼时的影响更大。正因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透彻理解,任弼时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观点,关于“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观点,并进一步明确了五个方面的修养。这五个方面的修养是:关于“深刻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关于“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培植、坚定和提高自己”,关于“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的团结统一而斗争”,关于“做到自觉遵守党的统一纪律,自己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等不良倾向”,关于“与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这是党的伟大力量所在”。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会变成一纸空谈。空谈误国,实业兴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任弼时深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胜利完成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事业,他认为,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便是真正的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理论和方法,“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的一打一拉的策略等。”

在撰写文章和发言中,他多次阐述了自己对理论联系实践的深刻认识。“理论与实践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理论指导的实践。”他认为“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是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任弼时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又善于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应该说,是中共党内理论水平最高者之一。

(三)艰苦环境的反复磨练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所处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尤其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反动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共产党人的追捕、暗杀,变节为叛徒的更是防不胜防。加之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以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对于任弼时来说,既是亲历者,又是过来人。他被捕后被压杠子受电刑,血的教训刻骨铭心。在湖北省党代表大会后,于“汉阳门等处被用大刀砍死的革命者41人。整个8月,先后公开处决的革命者67人。”在先遣长征、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岁月里,同样是杀机四伏。193410月,红六军团被困于梵净山区七八天,既遭遇湘军,后卫又被截断,最后下决心突围。“任弼时等以老猎户为向导,率领全军进入人迹罕到的夹沟。”“敌人在山上,我们在洼里走,不准说话,不准有火光,只听得子弹在头上呼叫,走了四个多小时”,终于突破湘军的防堵阵地。在其后的长征途中,曾经“被包围在三十里方圆的安尔洞狭窄地区,风餐露宿,连吃水都很困难”【《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行抵阿坝时,开始断粮了,大家只好挖野菜、钓鱼来充饥”。任弼时经过了白区和苏区两个不同的斗争环境,经受了艰险复杂的磨砺和考验,成为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经验的革命家。就连张国焘也觉得任弼时“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

良好的性格,卓越的贡献,既促成任弼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重要成员,也体现了他最高的人生价值。良好的性格成就人们从事的事业,成就追求卓越贡献的人,任弼时就是这样。从192016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至195046岁英年早逝,仅30年。在这30年中,任弼时以其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敏锐的洞察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卓越的领导才能,得到全党的认同,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在自己两次被捕的危险关头,他能够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在陈独秀右倾错误危害革命的紧急关头,他能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的危急关头,他能够运筹帷幄,化险为夷。在七大前后,他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鞠躬尽瘁,有效地实现了全党的团结统一。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七大前后的十余年里,在抗日团结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能够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任弼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任建云,湖南省汨罗市市志办副编审)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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