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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运动中陈毅在上海高校的一次报告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9-29 来源:
    

“三反”运动中陈毅在上海高校的一次报告

钱益民

 

陈毅是党内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之一,素有“儒将”之称,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毅在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期间,为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上海高校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关于陈毅关心知识分子的具体案例,党史上已有大量的记载,老一辈学者也有大量回忆录可资参考,笔者不再赘述。本文以1952331日陈毅同志在上海“三反”运动中的一次报告为例,具体说明陈毅是如何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1952年春,上海发动了“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波及面很广,也包括上海高校在内。上海高校的“三反”运动是在华东局直接掌握下分三批开展的。根据华东局“先公后私、重点掌握与分批进行”的原则,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四所国立大学为第一批重点开展运动的大学,于19523月初开始。第二批开展的大学是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四所私立大学及上海工专,从4月下旬开始。第三批开展的是东吴法学院、上海学院、立信会计学院等七所私立院校,从6月初开始。暑假前,上海高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随后紧接着开展院系调整。首批开展运动的四所高校取得经验后,随即从中抽调人员进驻第二、第三批高校,发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上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四所大学有典型示范意义。而四校中尤其以复旦大学最为典型。复旦大学作为上海高校“三反”运动的第一批试点高校,其经验除了被上海随后开展运动的第二、第三批高校采用外,还被写入中央有关文件,指导全国高校的“三反”运动。

复旦大学“三反”运动按计划于19523月底结束,4月初即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阶段。在两个阶段交界的时刻,331日,应华东教育部的邀请,上海市市长陈毅、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专程来复旦大学登辉堂(今相辉堂)作思想改造运动报告。以往有论者把陈毅报告作为对前期“三反”运动的纠偏,其实这是误解。

报告前,陈毅先到登辉堂旁的500号楼一楼观看复旦大学反贪污展览会。展览说明文字是由经济系讲师苏绍智、新闻系学生丁淦林拟的,由擅长写美术字的农学院学生谢国栋抄写。时隔60余年,丁淦林仍清晰地记得陈毅观看展览的几个细节。医务室李伟民把纱布做蚊帐,当时展览说明“这是公私合营的蚊帐”。陈毅看后说:“什么公私合营呵?这是合公营私啊!”当时丁淦林穿着蓝布衣服,就站在陈毅后面。陈毅问:“你是学生吗?”丁淦林回答:“我是学生。”陈毅赞许:“学生应该这样,朴素一点。”从一楼转到二楼,陈毅说:“不错,以后学生和教师的宿舍不要造得太高。”看完展览会,陈毅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陪同到距500号楼不到十米的登辉堂阳台做报告。报告当天负责管理签名本的丁淦林回忆,当天华东地区宣传文教卫生的部门都派人来听了,所以登辉堂前草坪上黑压压的都是人,会场还用了拉线广播。

陈毅的报告开门见山:“各位同志:今天教育部请兄弟做报告,所讲是大学关于思想改造问题”。亲切的开场白后,陈毅首先将运动的背景娓娓道出:“大学的‘三反’思想改造在去年十一月底经过很仔细地考虑。去年各机关部队从‘三反’转入到整编,不能称职的人,从工作上拉下来,‘三反’经过三阶段,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最后转入整编。机关内部的‘三反’与工商界‘五反’是不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要肃清,党政军各民主党派是一样的,不能例外,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卷入运动,经过严格的审查。”

在陈毅看来,“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采用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对象而采用不同的名称而已。陈毅说道:“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象,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机关部队的‘三反’与文教界不同。在文教界中,大中小学又各不同。中小学推迟,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在机关部队是三反,工商界是‘五反’,文教界,特别大学高等知识分子是‘三反’学习及思想改造。”陈毅强调:“这一运动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一定要彻头彻尾力求贯彻”。“毛主席对这个运动的决心很大,在党内不论其功劳多大,地位多高,都一律要搞。‘三反不肃清,将遗祸将来。’毛主席说。”

“不允许军师横说竖说”,“希望大家不要听军师的话,要听我们的话,听他们的话要上当”,陈毅批驳了站在“三反”之外说风凉话的“军师”,强调“党不是用一个尺”,而是对工商界、机关内部与文教界“用了几个尺”,区别对待,列举三年来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有基本的性格,言行一致”。

陈毅把话题转向大学,肯定了“三反”运动在文教界取得的成绩。“这次复旦大学、师大‘三反’学习,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原先决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三反’思想改造已经做到。复旦成绩很大,师大不错,还有其他学校,也在进行。在学校中用工商界的办法,接受不了,达不到目的。政策方针经过严密的考虑没有不能贯彻的,凡是有问题的人就逃不过这一关。若全面开展采用一个办法,轰轰隆隆,就打不中,反而搞乱了,达不到目的。”

对运动的意义,陈毅讲得最为详尽,花的时间也最长。“毛主席提出这一运动,有关新中国建设前途,不允许五毒阻碍我们运动。而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一问题应表示自己的态度,选择彻底坦白的道路,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响应毛主席号召,把自己洗下澡,这样你个人也有了前途,对新中国也贡献了一份力量。”“凡是经过‘三反’‘五反’的地方特别团结,邪气下降,正气就抬头了,表现了真正的民主气概。在党内部队内也是一样。原来部队中有一些高级指战员与战士之间的隔膜、顾虑都打开了,出现了新气象,这次民主改革是伟大的。通过民主改革要把新中国的工业,提高几倍,出现大的钢铁厂,造船厂,飞机厂,使中国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若不出现大工业,中国的贫困还是免不掉。中国的农业要逐渐走向机械化,单靠手工业方式耕种是不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中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才能普遍提高。有了大工业,不仅上海可以住高楼大厦,全中国普遍建立大高楼,国防建设也可以改善,以人民解放军的勇敢,加上现代化的武器,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来攘我们了。对全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我们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中国就有了保证,经过几年的建设,西南石油也能运到上海来。”

陈毅把运动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新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而新中国工业化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要新中国的工业化实现,就以‘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为起点,若在五毒的基础上怎能建设,等于在沙滩上建立高楼大厦是不可能的。‘在学校中思想改造是整我们的’,有点像。这一整没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人民自己批评自己,不是别人来整我。经过这样的整顿,要使我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这意义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有世界意义的。等于1951年土改的意义。中国一旦工业化了,在中苏友好的基础上等于世界帝国主义的灭亡。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称霸,就是靠工业,能够自制工业军用工具,中国只要把工业解决了,世界问题就能解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用缴获的美蒋匪帮的武器,使美帝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当中国自己能制造武器,那更不得了。中国年轻人有希望,老年人一样有希望。淮河工程所表现的成绩,看出了新中国的建设是了不起了。但不能让五毒来腐蚀它。在这时候来一个‘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否则好像沙滩上建高楼,是不可靠的,这有关自己的前途……因此在运动中要勇敢正视现实。但有些人跳楼很勇敢,坦白就不勇敢。要知坦白才有救。为新中国前途世界前途,应勇敢交代自己,参加这一伟大运动中来。”

在讲述运动的意义时,陈毅两次讲到这是“毛主席的苦心”。“为了新中国的前途……可看出毛主席的苦心。”“党与资本家共处了三年,也叫了三年,对资本家不是肃清他,而是肃清五毒,这是毛主席的苦心。”用“毛主席的苦心”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来劝勉,让听者感到真诚。

陈毅还讲到,运动中必须去掉几个包袱,首先要去掉“进步”的包袱,“‘三反反不着我’,背上‘进步包袱’,只反人家不反自己,这种包袱必须放了,否则不符合‘进步’,反使自己落伍了”。党的“功臣”包袱也要去掉,“今天谁也不否认你过去的功绩,过去的进步。今年你不跑又怎能保证自己永远进步呢?因此进步包袱是害人的。”“专家”包袱也要去掉,“‘专家包袱’认为学会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靠不住的,人民政府重视技术专家,但专家不能为所欲为,可以大贪其污。特别有技术的人要注意,新中国经过几年之后,成千成万的新专家要出现,历史发展规律,后来居上,这是新陈代谢,老年人要让位年轻人,背起来干什么,这要压死你的。大家只有经过彻头彻脑的‘三反’思想改造,才对新中国有用,否则是没有用的。”“知识”也是包袱,陈毅说,背上这个包袱的人“自高自大,宗派主义,自搞一套。1952年以后,知识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殖民地时代‘知识’了不起,特别是女知识分子,这只表现殖民地国家文化落后面,但今后在新中国中却不会再有了。新的工农知识分子将大批涌现出来”。

陈毅的讲话很有亲和力,娓娓道来,有殷勤劝勉之义,毫无居高临下的架子。除了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之外,陈毅还向与会者坦陈了自己的检讨情况。报告最后,陈毅讲到,有人提问“陈市长有没有交代?”陈毅说自己在上海、南京、华东局“已交代了三次”,“请放心,问这话是可以的”。但交代还没有公开,公开的问题不是他能决定的。党为了这次运动下了很大决心,军队也不例外,“在部队中我们撤了上千上万的人”。

最后,陈毅说:“上海我们要把大学教育办好,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们争取领导有决心把‘三反’搞好。因此今天‘三反’是深入,不是停止的问题。大家都应有决心,来争取完成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有很多人奉命思想改造,听报告不得已,这种态度我们不需要。我们所需要的是愉快的心情。要有新中国的前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我们不需要欺骗,若自己问题不彻底交代,耍手段,我们也就以‘耍手段’对待。党对人民是老实的,对不法资本家是能耍手段。希望今后思想改造复旦及其他新大学带头,我提供一点意见作为参考。”报告到此结束。

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这样的首长报告,哪能不打动人呢?连陈毅市长这样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都在党内作了三次交代,那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自我检讨呢?陈毅的报告给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报告有力地推进了上海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步伐。陈毅的这次报告,和195192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即《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非常类似,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经典报告,都是党内探索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经典文稿,值得党史工作者重视。这次报告还有一个小插曲:报告开始之前,负责保卫工作的复旦大学党委成员葛林槐得知情报,说国民党潜伏特务将利用陈毅来复旦大学作露天报告之机打黑枪。李正文建议陈毅停开这次会议,以保证安全。陈毅毫不介意地说“照开”。李正文陪同陈毅走上登辉堂二楼阳台,趴在陈毅面前的铁栏杆上,用身体挡着陈毅,以防备特务的冷枪,一直到会议结束。

 (作者钱益民,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编辑:王兵)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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