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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依林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经历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9-29 来源:
    

姚依林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经历

徐玉凤

 

姚依林是从封建官僚大家庭中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35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全国抗日战争中,他参与领导了冀东抗日暴动,参加了建立和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加领导冀东抗日暴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冀东暴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次,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大规模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实践。姚依林参加了冀东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19365月,党组织调姚依林到天津工作,他先在党的刊物《长城》担任编辑,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领导了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平津,姚依林领导的天津市委组织当地党群机关撤退。党组织考虑到姚依林在天津有比较好的掩护条件(姚依林的叔叔姚国桢曾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职,与日本人也有关系,天津法租界32号路姚国桢公馆是作为姚依林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最好的掩护所),不易暴露,于是,姚依林继续留在天津领导党的活动。

冀东主要指河北东部平津一线东北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北踞长城,南濒渤海,西通京津,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日军在侵占东北后,又于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把冀东20多县变为吞并全中国的军事跳板和前进基地。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注意到冀东在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示说:“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要“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不久,北方局书记刘少奇领导部署华北的游击战争时,把冀东划为华北九个游击战略区之一,决定在冀东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河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开始冀东暴动的准备工作。七七事变后,为加强河北省委的领导力量,调姚依林任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为组织开展冀东武装斗争,姚依林建议中共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自卫会”),领导成员有李楚离、姚依林、董毓华、朱其文等,计划通过这个组织开展冀东武装斗争。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自卫会推举主张抗日的国民政府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担任主任,这样有利于武装暴动搞起来后得到蒋介石的承认,让他下委任状,有利于向国民政府争取活动经费。自卫会积极开展破坏敌人通讯线路、阻碍敌人物资运输、在伪职员中进行秘密宣传、收集敌人情报、组织武装等活动,成为发动武装斗争、宣传抗日救国、打击敌人的重要力量。

正在准备暴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对暴动有利的插曲。当年的姚府常客、曾容留姚依林避难(姚依林在一二·九运动后被国民党当局抓捕)的朱欣陶生活越来越困难,来找姚依林,请他转求五叔姚国桢给谋个事做。那时姚国桢出任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等职。在姚依林的协调下,由姚依林母亲出面,请姚国桢帮朱欣陶安排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当上了秘书,不久又担任警务科科长。朱欣陶每天把情报送到天津姚国桢家里,每件送两份,姚国桢从来不看。而姚依林在燕大读书的堂弟便每天将情报信件拆开,送一份给姚依林。这样,朱欣陶便成了自卫会的义务情报员,他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收集到的冀东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队伍的动向及敌方情况,上报姚国桢,同时也转送到了姚依林手里。

在武装暴动紧锣密鼓准备的同时,为了早日接通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电讯联系,姚依林又设法搞电台。19384月,曾在清华大学学无线电的王士光经组织介绍到天津找到姚依林。姚依林分配他管电台工作。王士光带来一部自己装配的电台。姚依林给王士光安排了房子,找到圣功女中学生王新给他当助手,还找了冀南一位老太太扮成妈妈,住机关,给他们打掩护。姚依林给电台定呼号,编密码,很快,接通了延安电台。姚依林坚持每天阅、发电报。5月,姚依林接到延安电报,中共中央确定,冀东暴动要有八路军接应,中央已派宋时轮、邓华率部赴冀东。冀东暴动的时间,要待八路军到达后再定,要马辉之、姚依林全部转移到冀热察根据地,成立冀热察分局,负责领导地方党的工作;成立城市点线工作委员会,点即北平、天津、唐山,线即北宁路的从北平到山海关这一段。

姚依林接到中央电报指示后,召开了自卫会军事会议,及时将中央有关冀东暴动的指示贯彻下去。会议由王若僖出面主持,确定冀东暴动的武装力量名为“冀东抗日联军”,暴动时间在八路军部队到达平西、冀东之后,派张致祥持王若僖信去武汉找朱家骅,请国民政府给冀东抗日联军下达委任书,提供经费。会后,通知李楚离、董毓华、朱其文赴冀东,掌握部队,准备发动暴动。

这时,八路军派出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多人,于531日从平西斋堂出发,经平北向冀东挺进,一路与敌伪作战,6月下旬到达冀东的蓟县,屡战告捷,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大大鼓舞了冀东人民的斗志。19386月,董毓华与李运昌等人在丰润县田家湾子村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冀东抗日联军,以高志远为总司令,董毓华为政治委员。7月上旬,冀东暴动开始,许多人自带枪支参军,许多伪警察、民团自动投诚。起义遍及冀东22县,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0万人,暴动武装发展到10万之众。起义军和八路军第四纵队协同作战,一度占领昌黎、乐亭、蓟县、平谷、玉田等九座县城,声威大震。

从冀东到平西,参加巩固平西根据地的斗争

姚依林完成了参加策划发动冀东抗日暴动的任务后,在中共中央指示下,19388月,他离开天津,启程赴冀东,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姚依林赴冀东时,参加冀东暴动的八路军邓华部于19389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如实在不能坚持,可退回平西。中央发出这个通知的原因是:冀东一片平原,在暴动起来时,正值夏天青纱帐起,田野一片绿色,便于部队宿营。但是,青纱帐倒了时怎么办,到时敌人来进攻,大平原地区,不便于部队隐蔽。就这个问题,部队产生了争论。当时部队还没有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产生这样的争论是正常的。因条件所限,冀东部队中只能收电报,不能发电报,无法及时向中央汇报争论的情况以得到及时的指示。姚依林到达冀东遵化县见到邓华等人时,他们把部队中的这种争论告诉了姚依林,并希望姚依林能再回趟天津,在天津给中央发个电报,请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于是刚刚从天津来到冀东的姚依林又冒着危险回到天津,火速发电报给党中央,汇报了冀东的情况。没等到中央回电,又火速返回部队。回来后,见到邓华,得知中央回电是在不能坚持的情况下,部队可以退回平西。于是,姚依林随邓华部队,于11月份到达平西宛平县大村斋堂。

从冀东到平西,一路上充满艰难险阻。第一天行军下来,姚依林的双脚便打起了泡。行军两天,人困马乏,马得不到足够的吃食和休息,也瘦了下来。在蓟县翻越狗背岭长城时,因山陡石多,马鞍子不幸掉下山去,姚依林只好骑光马前行。行军过程中遇到的较大的问题是没有吃的。特别是在经过伪满洲国境内的热河时,敌人搞所谓“连坐”,八路军入村时,如果老百姓不跑,就当作八路军处理,粮食不埋也当八路军处理。迫使老百姓坚壁清野,八路军入村时见不到一个人。姚依林他们的部队到达热河境内时正值秋后,粮食已经收割,有经验的战士可以通过新翻土茬找埋下的粮食,挖出来做饭。粮食均过秤,按多少斤付冀东带来的粮票,把钱放进村公所里压着,说明挖了多少斤粮,付了多少钱。能挖出粮食时还是好的情况,有时根本找不到粮食,只能上山采野果充饥,或者只能饿着。在敌人控制范围内,找不到吃的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更难的是敌人的耳目随时向敌人报告八路军的行踪,而八路军在此地没有根据地,没有人通风报信。他们只能加倍警惕,随时提防敌人袭击。在50多天的行军途中,被小股敌人袭击过多次,负了伤的战士只能抬着走,困难重重。有一次部队住在一个村里,敌人进了村口,被警卫战士发现,刚入睡没多久的姚依林被枪声惊醒,赶紧和大家一起顺村里小路跑出去。姚依林骑在没有马鞍的马上,由于一路行军,疲劳之极,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从马背上滑跌下去,幸好双手还拉着马的尾巴,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来到平西以后,姚依林与八路军部队的邓华、宋时轮等着手创建巩固平西根据地的工作。19392月,党中央派萧克来到平西,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贯彻中央巩固平西根据地的意图。当时平西根据地的范围,根据姚依林的回忆,主要包括,东至昌平西、羊坊,东北至昌平、宛平交界的山地,东南至房山、涞水、涿县交界的地方,南到十渡、张坊,西到和晋察冀易县相连,北至靠近察哈尔的宣化、涿鹿、怀来交界地方的樊山堡村。整个根据地人口总共不到100万。平西根据地的工作由中共冀热察区党委领导,姚依林担任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部长。

当时,平西根据地要取得巩固,首要的任务是清除当地的日伪势力和地主武装。19389月,侵华日军分多路入侵平西,由于活动在平西地区的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主力当时不在平西,为保存实力,地方党政领导人决定撤离。923日,敌人从涿鹿矾山堡、蔚县桃花堡等地分四路,以3000人以上的总兵力,向斋堂川进攻。由于主力部队撤走,敌人经柏峪等地长驱直入,很快进入斋堂,并在斋堂建立了维持会。一些已被共产党争取过来的地主武装投靠日军,平西一度成为沦陷区,日伪和土匪活动也十分猖獗。到斋堂后,姚依林立即随部队投入紧张的战斗。首先解决了日伪统治中心斋堂维持会,又接连收复了东斋堂、西斋堂、马栏、军响、上清水、下清水、杜家庄等重要村镇,开始根据地的再建工作。打掉这些日伪和地主武装的同时,开展了减租减息,把群众发动起来,实行“二五减租”,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姚依林来到平西后,参与的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培养训练干部,开辟地下交通线。1938年底,姚依林召集昌平地下党员马福生、刘北海、马福章、张世辉、张志安、姚秦城、康纪元和进步青年何尚武、于长泰,到平西根据地房山县下清水村进行培训。姚依林主讲《论持久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等。培训结束后,昌平地下党支部按照姚依林的指示,开辟了两条地下交通线:一条路线是由北平、南口到柏峪口村再进山沟至平西根据地,由张志安任交通员,凡进出根据地的干部和一部分平津的青年学生去后方参加革命工作都走这条路线。另一条路线是由北平到漆园村,再进高崖口沟至平西根据地,由刘北海任交通员,重点负责收集情报、传递书信。另外,平津的青年学生去后方参加革命工作,凡在昌平(小念头)火车站下车的,都走漆园村这条路,凡在南口下车的,都走柏峪口村这条路,由交通员负责引送。这两条交通线引送过的青年学生有近百人之多,成为当年冀热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1939年春,吴德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回到平西根据地,冀热察区党委决定让他到平津和冀东去传达会议指示。姚依林就是利用了昌平的交通线顺利送吴德到了北平。

在晋察冀中央分局

19397月,姚依林被调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当时称北方分局)任秘书长。他在彭真、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参与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参加了反“扫荡”斗争,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之所以调姚依林去晋察冀分局,和他眼睛不好有关系。他的左眼在3岁时不慎被针刺伤,长期患外伤白内障,只有光感,没有视力,由于两眼看物无焦距,导致他时常在野外行军、打游击时摔跤受伤。接到调任命令后,姚依林于193977日,一个人骑马赶往阜平。因路上遇到泥石流,历尽艰辛,一直到722日左右,才来到中央分局所在地。安定下来后,姚依林才发现由于一路上蚊咬石伤,腿上溃烂有一二百处。

来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后,姚依林接手秘书长的一摊工作。负责秘书处、管理科、交通科、警卫营及开会记录等。来到分局不到一个月,姚依林就得了一场伤寒,高烧不退,肠黏膜出血,每天便血不止。当时医药奇缺,他也不敢吃东西,担心会肠穿孔。他每天只吃两个鸡蛋清,用温水冲服。一个多月又烧又拉,人很快瘦下来。到10月份,奇迹发生了,有一天他拉下来大半盆污血,烧退了,腿上的一二百处溃烂疮疤也全部好了。但是身体还是很虚弱。193911月,日军突然“扫荡”晋察冀。分局机关和部队分成几个部分分头转移,和敌人绕圈子。姚依林身体弱,无法骑马,只好被担架抬着与敌人周旋。在恒山地区,山高路窄,天寒地冻,再加上天黑看不清路,姚依林两次被从担架上摔到山沟里。幸好山沟里有水,且已结成冰,姚依林才没有生命危险。敌人“扫荡”过后,姚依林在艰苦的条件下,虚弱的身体慢慢恢复,到1939年底,可以扶着木棍行走,到1940年夏天,才可以行动自如。

在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任上,姚依林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他文字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担负了分局大量事务性工作,大大减轻了分局书记、常委的工作负担,使他们能集中精力谋大事。中央分局开会时,姚依林负责记录,起草会议决议等,经常是一边开会,一边起草会议的决议或指示,会议一开完,姚依林起草的决议或指示也出来了,当场念一遍,分局书记聂荣臻说行,顶多加一句或者减一句,就发下去了。不用会后起草,再开会通过。后来,姚依林回忆起这段经历,曾感慨地说:作为秘书长“什么事也要了解,什么事也不能亲自去干;只能从报告、文件中得到知识,无亲身实践感受,理解都不深化,这是秘书长工作的遗憾”!的确如他所说,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大多数的党政军干部都下基层动员农民交租交息,说服地主减租减息,工作开展得很好,调动了地主与农民抗日的积极性。这一年,八路军晋察冀部队还参加了百团大战,主动出击,破坏敌人铁路干线,消灭了平汉、正太等线的敌人据点,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而这些,作为秘书长的姚依林,清楚地了解,却不能亲身去参加,这的确是他的遗憾。但秘书长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在这些胜利里面,无不凝聚着姚依林的心血。

作为秘书长,姚依林也并不只局限在办公室里工作,在反“扫荡”斗争中,他多次参加了对日军的战斗指挥。最惊险的一次是在1941年秋,日军七万余人对晋察冀北岳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他们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等战术,分进合击,以重兵向中心区进逼,妄图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聂荣臻指挥部队转移,掩护晋察冀分局党委机关转移。姚依林带领分局警卫人员、勤杂人员、文秘人员一起行动,多次突围,却跑不出去,被围困在乌王口西北的一个山沟里。敌人通过无线电探测发现了他们,派飞机连续轰炸,情况非常紧急。晋察冀分局机关人员,多数是年轻人,战斗经验不足,有些不知所措。姚依林临危不惧,他将有战斗经验的和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组成一个小组,要他们相互照顾,服从指挥,严守纪律。一有敌情,他便出来指挥。为防止暴露目标,他不让大家生火,只能吃生棒子面,许多人拉稀。姚依林也未能幸免。他安慰大家,少吃一点,咬细一点,要大家不要害怕。为避免被敌人无线电探测到,电台停止了对外联络。他们与党中央也中断了联系。在这个小山沟里,他们英勇地坚持了七天七夜。后来在聂荣臻指挥下,在群众帮助下,他们经过多次努力,终于找到一个突围点,安全突围出去了。从1941年到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地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扫荡”,根据地遭到极大的摧残,对姚依林的家庭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他的两个孩子在反“扫荡”中遭难死去。

在敌人连年“扫荡”下,晋察冀根据地面临极其困难的局面。为解决根据地面临的困难,晋察冀分局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面抓紧反“扫荡”斗争,一面大力动员干部战士利用作战间隙,开荒种菜,搞工业品生产。姚依林根据这一精神,安排分局机关搞生产,种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蔬菜。姚依林在清华大学时学过化学,这时他的专长发挥了作用。他指导成立了一个工业生产小组,买来颜料、桃胶,用开水沏化和匀,沉淀后即成墨水,用羊油、牛油和碱一起用火熬,脂肪碱化即成肥皂。他还指导工业小组制造土炸药,用当地产的硫磺、硝,用山核桃皮烧成活性炭,不待烧透,便把三者放在一起混合碾成黑色炸药。他还开了一块荒地,施肥种菜,也取得了一些收成。

1945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分局改为晋察冀中央局,姚依林仍然担任秘书长。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继续为建立新中国而忙碌操劳。

 (作者徐玉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调研员,副研究员。)

(编辑:黄艳)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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