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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峰: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调查研究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8-01-22 来源: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调查研究

李洪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在我们党的领袖中,毛泽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特色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调查研究成为毛泽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

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实际情况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掌握放在第一位。他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毛泽东一生有厚重的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对各种社会问题持有高度的敏锐性。他认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所必须,或不必须,而均尚未得到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3日。】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页。】1917年,他邀同学萧子升,利用暑假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化五县乡镇农村,广泛接触社会生活。1918年春,他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进行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在面对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毛泽东最终选择了留在国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暂想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8页。】1919年9月1日,毛泽东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这71项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劳动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经济自由问题、海洋自由问题、军备限制问题、国际联盟问题、自由移民问题、人种平等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勤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问题、俄国问题、德国问题、奥匈问题、印度自治问题、爱尔兰独立问题、土耳其分裂问题、埃及骚乱问题、处置德皇问题、重建比利时问题、重建东部法国问题、德殖民地处置问题、港湾公有问题、飞渡大西洋问题、飞渡太平洋问题、飞渡天山问题、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车问题、西伯利亚问题、菲律宾独立问题、日本粮食问题、日本问题、朝鲜问题、山东问题、湖南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国防军问题、新旧国会问题、铁路统一问题(撤消势力范围问题)、满洲问题、蒙古问题、西藏问题、退回庚子赔款问题、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两院制一院制问题、普通选举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文法官考试问题、澄清贿赂问题、合议制的内阁问题、实业问题、交通问题、财政问题、经济问题、司法独立问题、领事裁判权取消问题、商市公园设建问题、模范村问题、西南自治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在列出这71项问题后,又专列一条讲:“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宗教上之主义,(五)文学上之主义,(六)美术上之主义,(七)政治上之主义,(八)经济上之主义,(九)法律上之主义,(十)科学上之规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2—366页。】从以上所列问题中,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的宏大志向、宽广视野和坚韧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章程》列出的71项问题中,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这样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为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进而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0页。】“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1—422页。】“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毛泽东一生所作的大量调查研究,成为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关系中国革命的全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把研究农民问题摆在重要地位。自1925年春开始指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后,毛泽东花费大量心血精力开展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1926年5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他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按地区组织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列出36项农村调查研究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在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毛泽东对江浙两省的农民运动情况进行了考察,收集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泰县、慈溪等地农民状况的资料,于1926年11月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第179期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对全国土地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农村各阶层土地的占有情况。这些调查,使他认识到农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情况。2月16日,他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向党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报告向党中央建议: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参见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200页。】从而为开展土地革命,制定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不管局势多么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1927年11月,毛泽东到永新、宁冈两县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对这些调查成果非常重视,但是这些调查材料都没能保存下来。对此,毛泽东十分痛惜。他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1928年12月,毛泽东深入红四军连队,召开干部和战士座谈会,对部队实际情况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为起草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作准备。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代表大会召开,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参见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第201页。】

1930年5月,毛泽东对寻乌的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情况进行调查,写了八万多字的调查材料。其中商业方面的调查材料就有三万余字,为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参见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第202页。】此后,毛泽东利用红军分散发动群众的机会,深入到寻乌、兴国等地调查研究,对当时当地农村的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了解,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具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兴国调查》的特点,一是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本概念;二是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3页。】在几年来进行农村调查的基础上,1933年10月,毛泽东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确立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统一标准,同时也提出了一条基本上符合实际的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毛泽东曾说:到这个时候,才算认识了中国农村。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方针问题,毛泽东先后约请萧军、欧阳山和草明夫妇、舒群、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进行个别谈话,有的谈了多次,并请他们搜集文艺界的情况,主要是各种不同意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又亲自参加座谈会,虚心听取每位文艺家的发言,坦诚地和大家交换意见,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纲领性的文献。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作风。要求广大干部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页。】同年8月1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特别强调“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克服主观主义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阐述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指出:“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2月8日,他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报告,其中讲到,“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深刻地说明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规定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把调查研究,“胸中有数”,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一。要求各级党委,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1443页。】

调查研究贯穿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讲到他对指导战争的认识过程:“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已经远远超出军事问题的范围,实质上深刻指明了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中的根本方法论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毛泽东同样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成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更为重要。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对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毛泽东身体力行,坚持作调查研究。他给身边工作的警卫人员规定,回家探亲,要对家乡情况作一些调查,回来时,要写一份调查报告。他对这些调查报告,总是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并听取警卫战士的口头汇报。此外,毛泽东还要警卫人员用通信的方式了解家乡情况,把家乡的来信交给他看。在对农村合作化运动作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组织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且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对指导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调查研究,指出: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啊!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央好比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造好,制造得不好就要犯错误。

1958年2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在认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抓了三次大的调查研究活动。第一次是在1956年前后,关于《论十大关系》的调查研究;第二次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调查研究;第三次是1961年前后的调查研究。

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14日至4月11日,毛泽东花了一个半月时间,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作了一次系统的座谈调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5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一段时间以来进行调查研究的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第263页。】可以说,《论十大关系》是以苏联为鉴戒,根据新中国成立七年来的实践,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

195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请他们从十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内容。通知要求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字报送中央,字数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毛泽东还接受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的200个至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出书面汇报。听了各部委的汇报后,毛泽东还到南方进行了实地调查。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接近七时。这是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重大课题。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文化等领域一切问题的总方针、总原则。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先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次讲话之前,他已经在三次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而且他从来不认为,讲一篇话,发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定要反复做工作。调查研究,是他做工作的基本方法。讲话之后,他提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传达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录音。毛泽东没有马上在会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其他时间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在知识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新问题的认识。3月12日,他才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之后,他到外地考察工作,听取和交换意见,并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发表讲话,丰富和补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思想和内容。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首要问题。所以他对这篇讲话极为重视。从1957年4月24日开始修改这个讲话,整个修改工作,数易其稿,历时近两个月时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调查研究的重大成果,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认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而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唯有进行调查研究。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3—234页。】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7页。】

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着重讲述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问题,再次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农村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且派出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浙江、广东等地作调查。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26页。】此信发出后,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5月14日,毛泽东在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中提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当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六十条(草案)》进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新的内容,例如在“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其中的一项。11月23日,毛泽东在转发邓子恢报告的批语中写道:“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带头下去调查研究。从4月初到5月中旬,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农村,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屋、山林、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同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进行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并把调查所得情况亲自向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做了口头汇报,明确表示农村公共食堂没有优越性,应当解散。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各方面工作很多、活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4月28日至5月14日还亲自带领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他多次听取省、地、县委书记汇报,到邯郸地区所属武安、涉县,找公社、大队、生产队、机耕站的干部、社员群众和党团员谈话,开座谈会,并亲自在一个农村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5月7日,他专门就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评工记分问题和恢复社员的体力以及恢复畜力问题向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做了电话汇报。他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3月26日到5月5日期间,朱德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主要在四川的宜宾、自贡、内江了解工厂、气井和盐井的情况,并同农村社员进行座谈;同时又专门派一个小组到灌县进行手工业生产情况的调查。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他听取了中共西北局、陕西和河南省委,以及石家庄、保定两个地委的汇报。5月9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着重谈了农村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问题。信中说,陕西群众反映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另外,陕西、河南、河北三省和石家庄、保定两地委的同志都提出要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和自由市场问题。

4月和5月上旬期间,邓小平、彭真率领五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并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特别是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陈云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召开了10次座谈会,听公社党委汇报,向农民作调查,同他们交换意见,并且到农民家中亲自观看农民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生产、生活情况。他调查了解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包括公养猪,私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平调退赔,农村商业,公社工业和手工业,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等内容,对这些问题和情况掌握、分析得非常具体、细致。8月,他将了解到的农村情况和关于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问题的三个调查材料,一并报告了中央。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带头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是这次调查研究的一个总结。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发扬党内民主问题。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就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293—294、296—297页。】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调查研究的总任务和总要求,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从全党来说,知识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夫,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把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同贯彻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内在地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几篇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写出来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能够走出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我们党能够制定各个时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全党对国情和形势保持清醒头脑,是一条带根本性的经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党执政以后,曾经发生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作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错误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等等,固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根本的一条,都同长时间不作调查研究,或没有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有关。正如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深刻指出的:“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深刻教训,全党应永远记取。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思想财富,永远值得珍视。调查研究是执政党的必修课,一定要持续不断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经过长期调查研究的实践,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层面进行哲学思考,逐步形成他独具特色的调查研究理论。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阐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为红军总政治部起草签发《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的口号。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其中特别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并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号召大家学习长冈乡和才溪乡的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整理了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1941年3月出版。毛泽东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序言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方法和态度,号召全党努力掌握这个科学的方法,加强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790页。】之后,毛泽东又写了《关于农村调查》一文,再次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调查工作的方法。他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调查研究。

概括起来说,毛泽东阐述的调查研究观点主要有: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不调查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二)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作调查研究工作。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三)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多想多读,多谋善断。就是说,认真地作调查研究工作。要是不作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作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作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再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

(四)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间来的,我们可以加工,我们是制造工厂。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作调查研究。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有,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五)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和研究。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六)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调查研究是一定做不好的;要真正联系群众,和群众做朋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研究就是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再研究别个地方,明了一般情况便容易了。“到处只是问一下子”的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要注意找调查的典型。在调查研究中,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并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调查研究既要详细占有材料,又要抓住要点,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如果作了调查,结果却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那是方法不对。如果调查的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仍旧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比如,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子,下到基层找例子。比如“解剖麻雀”,“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再比如,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又比如,蹲点的方法,为了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3页。】。毛泽东提倡调查报告要好而短,文风要准确、鲜明、生动。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方法和要求,对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最近,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当前形势和局面下,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切中要害,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现在,我们党执政已经60多年,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印把子在我们党手里,枪杆子在我们党手里,笔杆子也在我们党手里,我们已经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正确的战略目标,确立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调查研究还有那么重要吗?我们说,不但重要,而且非常重要。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具体特点,对它的认识和把握不能一劳永逸。正如我们今天讲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同30年前、20年前已经有很大不同,未来20年、30年之后必然会有更大的不同,我们党作为13亿人民的主心骨,要为社会主义中国这艘巨大航船掌好舵,真正做到稳中求进,完成由富国向强国的历史性飞跃,须臾离不开调查研究。

第二,“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是令人神往的,但脚下的路却是艰辛的、充满坎坷的。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但总体来讲,对全党仍然存在很大的必然王国。我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都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常复杂性,迫切需要加强调查研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解决的措施和办法。

第三,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都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得到新的提高和进步。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环境、国际战略建设,也面临许多新的严峻课题。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大量事实证明,调查研究是执政党的必修课,是转变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基础环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步骤。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调查研究都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我们要学习和发扬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行具体、切实、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篇大文章,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李洪峰:文化部原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原纪检组组长)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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