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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胜利之初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与战略选择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8-01-22 来源:
    

论抗战胜利之初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与战略选择

纪亚光

 

抗战胜利之初的中国,因美苏介入中国内政和中间势力的崛起,极大地冲击着既有的国共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一时间,造成“三国五方”利益诉求纵横交错的复杂政治局面。在“三国五方”互相博弈的复杂政治格局之中,中国共产党一度陷入政治上完全被支配的巨大困境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准确地判断了时局,通过“和平、民主、团结”政治方针的确立、重庆谈判的纵横捭阖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向的选择,以不同方式观照各方政治力量,努力于狭小的生存缝隙中探求发展方向,获得了政治上的立足点和军事上的突破口,扭转了抗战胜利之初的不利局面。

一、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

抗战胜利之初,在“三国五方”互相博弈的复杂政治格局之中,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美苏凭藉“雅尔塔协定”力图主导战后中国政治走向,国民党政府通过接受“雅尔塔协定”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美苏全力支持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则处于几乎完全被支配的政治结构底层。

雅尔塔会议前后,美苏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确定如下基本框架:一是两国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冲突;二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地位,美国表示理解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所拥有的特殊利益。由此,形成了美苏介入中国内政的基本态势。

由于“雅尔塔协定”为美苏英三国首脑秘密签订,为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一严重侵害中国权益的秘密条约,美国力促中苏进行谈判。在1945年6月30日至8月15日进行的谈判过程中,中苏双方就外蒙问题、大连问题、旅顺问题、中东路问题、新疆问题、中共问题、战利品问题等进行了两个阶段共12次正式会谈,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雅尔塔协定”,并因此获得了美苏支持的承诺。而国民党政府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前提条件,是苏联保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在中苏谈判前、谈判中、条约内都有明显体现。

中苏谈判前,蒋介石在考虑“对俄交涉要点”中明确要求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内称:“苏联为希望中国之统一起见,对于今日犹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编印,第734—738页。】显然,在蒋介石看来,中共问题是中苏谈判的前提,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双方才有继续谈判的基础。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原本不在议题内的中共问题成为首要议题。7月9日,蒋介石专门就中共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有其单独之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中央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611—612页。】斯大林认为蒋介石的条件“极为允当”,允诺“不供给武器于共党。”【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609页。】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文件中,只字未提中共问题,但与中共问题相关的条款并不少见,如苏联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9页。】可以说,通过中苏谈判,中苏政府达成了如下默契:苏联无论在道义、军事还是经济上,均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看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中共问题,苏联已不再成为障碍。

对于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中国政府,美国也在方方面面予以支持。7月31日,中美在讨论中国战区美军登陆作战问题时,魏德迈表示:“美登陆部队最好尽量设法避免与反对中央政府之军队合作或联系。”【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95页。】蒋介石强调:“只要美国态度坚决,共产党不敢有何举动,故我们必须坚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96页。】

总之,雅尔塔协定后的国际形势不允许国民党以武力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在得到美国与苏联支持的承诺后,国民党可以抬高要价,逼中国共产党就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局面的形成,建立在一系列将中国共产党完全排除在外的暗箱操作与政治交易的基础上。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异常险恶。

二、审时度势的清醒判断

中国共产党一向注意国际局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时刻关注国际局势的演变。1945年8月9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消息传到延安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了时局。毛泽东在会上说: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的垮台而增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页。】“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

基于如上判断,中共中央将“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作为主要战略目标进行部署。8月11日,朱德连发6道命令部署受降事宜。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直接命令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页。】

此时,获得美苏支持承诺的蒋介石获悉日本即将投降,随即电令各战区:“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编印,第785页。】同时,明确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随后,蒋介石向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了赴重庆谈判的邀请,内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23页。】这寥寥数语背后,透露着迫使中国共产党签“城下之盟”的满满自信。

在不了解时局异动的情况下,针对蒋介石的如上“为内战做文章”【《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的举动,中国共产党公开予以回击,要求蒋介石“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对蒋介石的谈判邀请,毛泽东也予以坚决拒绝。【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23—24页。】

8月17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授权蒋介石为除东北外中国境内、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受降代表,并声明:“日军只能向各该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742页。】蒋介石依此证据,在部署中国战区受降工作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排除在外。同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表示:“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者岂仅个人而已哉!”【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27—28页。】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毛泽东,表示:“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致电速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28页。】

美国在受降权问题上公然支持蒋介石的态度,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中国共产党初次感受到局势的复杂与诡异。随即,中共中央接到斯大林以苏联中央政府名义发来的电报,内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师哲、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由此中国共产党判断“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5页。】。与此同时,中间势力纷纷公开表示“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2日。】,“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一时间,毛泽东是否赴重庆谈判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时局焦点。

在此局面下,中国共产党于8月23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形势时指出:“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进而,毛泽东指出,在这样的时局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基于如上对时局的判断,8月25日和26日,中共中央连续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最后决定。

三、扭转局势的战略选择

抗战胜利之初中国政局的一系列异动,使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局势有了清醒的判断。为扭转自身所处的不利局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根据时局变迁,相继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顺应时代潮流,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口号,赢得了民心;二是借助赴重庆谈判之机,与各界人士深入交流,获得了广泛的理解与同情;三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确立“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向,实现了战略性的突破。

首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赢得了民心。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对时局宣言,向全国民众公开表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再次强调:“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有效地赢得了民心。社会舆论纷纷表示“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华西晚报》(成都)1945年8月29日。】,“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意味着和平、民主、团结已在开始,“循此发展,国运开拓,前途无量”。【《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9日。】

其次,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社会各界进行了深入交流,获得了民主党派广泛的理解与同情。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与民主人士深入交流,是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主要工作。8月30日下午,毛泽东访晤张澜,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1页。】当晚,毛泽东举行宴会,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张申府、冷遹、柳亚子等民主人士。9月2日,民盟举行午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席间,毛泽东等详细阐明了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显示出对和谈的诚意,得到民盟方面的理解、同情和支持。9月6日,毛泽东亲自拜访柳亚子,并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柳亚子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1页。】9月14日,毛泽东再晤张澜,长谈3个多小时,就国共谈判、民盟和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许纪霖:《无穷的困窘——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1页。】

通过如上交流、交往,社会各界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理解与同情。9月26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第二次通报中说:“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再次,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确立“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向,实现了战略性的突破。

由于美苏的干预,中国共产党占领华北和华中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战略部署难以实施。在此情况下,占领东北,形成背靠苏、蒙态势,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一环。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道:“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同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中共中央“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中共中央相信:“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8—529页。】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9月13日,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向华北和东北运兵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此举打破了美苏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的默契,苏联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

9月14日,苏联驻东北红军贝鲁罗索夫中校受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委托,秘密飞抵延安,表示: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只要不用八路军的名义,一切好办,以免让苏联在外交上为难。同时,建议中共速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32页。】

如上信息,令中共中央敏锐地感觉到,现在进军东北,“真千载一时之机。”【《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页。】随即,中共中央连夜召开会议,明确“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页。】,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东北中央局,立即赶赴东北开展工作,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同时将原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9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谈判代表团,提出了如下设想:“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494页。】对此设想,毛泽东表示同意。19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496页。】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迅速挺进东北,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当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接收东北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已占据了四、五十个地方,“四平街以南、哈尔滨以北,佳木斯以东,都有了我们的部队”。【《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同时,进入东北的中共干部在一些大中城市、城郊及县、区、乡组建武装。从9月中旬到10月10日,组建了48,500人的自卫队,分布在牡丹江、合江、吉林省和内蒙古开鲁地区。【余建亭著:《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相比较而言,至11月初,国民党军队只有两个师进入东北。面对在东北的战略颓势,蒋介石深感回天无术。在日记中,他由衷地感慨:“东北登陆计划,今已尽我心力,不能再有其他道路可循,无论成败利钝,至此惟有托付于上帝,静待其慈命之启导而已。”【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编印,第2712页。】

结 语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形势瞬息万变而信息量有限的局面下,坚定地顺应时代潮流,敏锐地审时度势,准确地判断局势,通过一系列举措,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发展时机,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政治上的立足点和军事上的突破口,一举扭转了抗战胜利之初的不利局面。

(作者纪亚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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