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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何时得知红二十五军在陕北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9-29 来源:
    

毛泽东何时得知红二十五军在陕北

尹韵公

 

历史的真相是由无数真实的细节逻辑地联系和构建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对真实的细节一定要精心考证,严谨思虑,科学判断,决不能率性臆测,任意想象,主观发挥,武断地得出结论。就以毛泽东何时得知红二十五军在陕北一事为例,一些纪念和回忆文章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

有著者在写到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长征历史时,说毛泽东当时在哈达铺中央红军干部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哪!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要感谢国民党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大块的根据地,这对我们真是好消息啊!”

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是这样说的:“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这里,毛泽东根本没有提到徐海东的红军队伍在陕北!

根据红军长征史记载,中央红军先遣队是1935919日到达陇南重镇哈达铺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于次日到达后,从当地找到的过期报纸《山西日报》《大公报》等得知,陕北有大块根据地,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叫刘志丹等。那么,毛泽东等人看到的报纸究竟是什么时间的报纸呢?从张闻天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中,可以知悉,他们看到的是1935723日、729日、731日和81日的《大公报》。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报纸都是50天以前的报纸,他们从报上获知的消息都是50天以前的消息。从时间来说,这些消息都是“旧闻”;而对刚从草地走出来的中央红军来说,却是天大的“新闻”。通过阅读以上日期的《大公报》,毛泽东等人知道了陕北23个县全部“赤化”,知道了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有2万人,枪支不过万余,还知道了徐海东所率红军正在陕南一带活动。由此可见,毛泽东等人在哈达铺时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红军的情况,但并不了解徐海东的准确动向,故称毛泽东说“陕北还有徐海东红军”的说法,纯属主观想象。

我还在一本刊物上看到有这样一段叙述:在哈达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看到,“1935913日的《大公报》头版头条大标题刊登陕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刘志丹红军欲会合的消息。毛泽东看罢十分兴奋,遂和周恩来、朱德商议,改变前进路线,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段文字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一,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毛泽东等人看到了这一天的《大公报》。假如真的看到了,上述张闻天的“读报笔记”大抵不会遗漏,张闻天未提,说明他们看到的可能性极小。

其二,依当时的邮政状况,毛泽东等人不大可能看到这一天的《大公报》。前面已述,毛泽东等人是1935920日到达哈达铺的,他们能够看到7天以前的《大公报》吗?当时的《大公报》在天津出版,至少要首先运到兰州,然后再传送到陇南的哈达铺,这期间要花多长时间呢?当时没有高铁,质量糟糕的西安至兰州公路刚刚通车,航空更不发达,更何况当时哈达铺到兰州之间根本没有公路,完全靠步行。著名记者范长江采访西北角时,刚巧也走过这段路,依他的记述:他是1935811日从哈达铺起步的,92日到达兰州,其间休整了5天,实际步行18天。由此可见,中央红军当时根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看到7天以前的即1935913日的《大公报》。除非《大公报》花巨资用专机空投,试问这可能吗?即便依靠专人专送,也差不多需要耗时一个月。

还要指出的是,查红军长征史记载:徐海东红军与刘志丹红军是1935918日在陕北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的。也是在这一天,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向哈达铺推进。这个期间毛泽东等人获得的徐海东红军信息,都是过时的或迟到的,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陕北红军与徐海东红军两军已经胜利会师的情况。

有人还提出来说,《山西日报》怎么会出现在哈达铺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对此《聂荣臻回忆录》提到过:当年林彪、聂荣臻率中央红军先遣队到哈达铺时,首先是从《山西日报》看到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红军的消息的,并速派通信员将这张《山西日报》送给了在后面相差一天路程的毛泽东等人。

杜甫曾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许多在书本上看起来难以相信的事情,一到现实中就不难理解了。哈达铺为何会有《山西日报》这样的地方报纸呢?实地考察便会得知:哈达铺这一带出产名贵药材“当归”,著名的“岷当”即岷县当归是历朝进贡皇帝的药材。山西商人走天下,自然不会放过“当归”,他们在此经商,当然需要知道山西消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偏僻的哈达铺居然还有稀罕的邮政代办所,也是因为这里有数十家山西商人的缘故。毛泽东当年歇脚哈达铺的“义和昌”商铺,也是山西商人的中药材铺。

对细节的负责,也是对学术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否则,会引起七嘴八舌,杂说纷扰,误导人们认识,给后人展示的是一幅混沌的场景,而不是清晰而明快的图像。

 (作者尹韵公,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编辑:杨琳)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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