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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8-01-29 来源: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程中原

 

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更加注重贯彻、实施群众路线,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第一,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毛泽东总是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新内容。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指明了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为二中全会做总结时,他又提出贯彻实施的具体意见:“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还说:“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毛泽东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六项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新中国建立后,为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中共中央即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

从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新情况出发,毛泽东对在城市工作中怎样贯彻群众路线作出具体明确的阐述。城市工作中应该依靠谁?针对干部中的糊涂思想,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强调要“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同时,他又“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指明一个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之一。强调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这就根据新形势下新任务的需要扩大了“依靠群众”的内涵。在指导铁路工作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的范围不仅包括“工程师”,而且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页。】

在建国初期领导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时,毛泽东把实行群众路线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把是否动员了群众,是否发动了群众,作为衡量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标尺。他指出:“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他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他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毛泽东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十分强调群众路线。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做好一切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第46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他期待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第二,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提倡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提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953年1月5日发出),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办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毛泽东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3—744页。】

他反复揭露脱离群众的种种恶劣作风,指出:

——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3页。】

——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毛泽东指出这是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问题,并从辩证法的高度分析其原因,并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后来,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群众路线的方法贯通起来。提出要掌握“两分法”,避免形而上学。他指出许多人之所以“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

在行动上,毛泽东以身作则。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还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毛泽东还对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他在1961年六月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了不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毛泽东要求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他指出,这个方法就是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又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毛泽东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打掉官风,平等待人。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批评有些干部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页。】他深刻地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要失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在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方法方面,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示范。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制宪。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毛泽东主持于1954年2月中旬写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又征求法律、语言专家意见,至3月9日写成宪法草案四读稿。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开会讨论,并在扩大范围讨论修改后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此后,宪法草案通过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于6月经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交全国一亿五千多万人进行大讨论,作了一些重要修改。毛泽东又于9月8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作最后讨论修改;接着,9月14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临时会议审议,这才递交1954年9月15日开幕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9月20日,经全体代表无记名投票,获得全票(1197票)通过。

再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为战胜六十年代初的严重困难,1961年初,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思想年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06、907页。】会后,他亲自组织和率领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三北”(西北、东北、华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得到充实和提高。毛泽东说:现在有了初步的调查成果了。从群众中来,根据群众的意见搞了这么个东西。现在还需要到群众中去。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到生产队去征求农民的意见。带着《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下去调查、征求意见以后,毛泽东又于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汇总大家对六十条的意见,进行讨论、修改,把草案中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了:一个是三分供给,不再保留,分配完全按劳;一个是公共食堂,解散。

毛泽东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创造了走群众路线的范例。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带动下,1961年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商业、高等学校、全日制中小学、自然科学研究、文艺工作以及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等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第三,作出规定,建立制度,是保证群众路线贯彻实施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为了充分地注意执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毛泽东领导建立的制度,做出的规定,采取的措施,约略说来,有以下七项。

一、建立监督机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执政的党和政府,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全面接受群众监督。没有群众监督,“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8页。】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群众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都提出了意见,做出了规定,建立了制度。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即成立了中央纪委,县、团以上各级也都设立纪委。1955年3月又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加强和完善了以纪律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机制。1956年中共八大,特别强调宣传和贯彻执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群众路线,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

群众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民来信。早在1951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1953年1月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本人重视对群众来信的处理。他同外国朋友说过,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毛泽东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读到内刊登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即写批语:“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阅知,说“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439页。】

毛泽东认为,运用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也是重要手段。1950年4月19日,党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阅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页203—205页。】此后,毛泽东对舆论监督一直抓住不放。1954年4月,他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开、好、管,就是要开展批评,不要害怕批评,压制批评;要开展得好,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党委要把这件事管起来。】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监督。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确定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

二、下厂下乡,调查研究。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讲话,强调:“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提出:“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提出: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毛泽东在与一位省委书记的通信中甚至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干部下乡下厂,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一时风尚。

三、蹲点。毛泽东指出,要弄清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他肯定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两个半月后写的报告,对许多干部没有下去蹲点和蹲点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260页。】指出调查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四、干部参加劳动。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写的给各省、部党委的指示信中写道:“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并随即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把鞍钢经验称为“鞍钢宪法”,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96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各级干部都必须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并提出具体要求。【“公社一级的干部,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六十天;大队的干部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每一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要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份参加劳动,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第44条)“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一律不脱离生产。他们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一般地不能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第43条)】

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重拟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在为转发这件材料作的指示中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266页。】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为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批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极端重大的问题”。要求对这个问题在年内讨论几次,逐步加深对于参加生产劳动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思想落后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并“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党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

五、整风。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指出:整风要“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在1957年春部署整风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多次论述整风的意义、目的和方法。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并说:为了把几亿人口的中国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275页。】会后,毛泽东即南下宣传贯彻会议精神。3月18日、20日先后在济南和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讲话,指出“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286页。】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六、树立先进典型。毛泽东在1951年1月5日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在开展反坏人坏事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4页。】

在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工农业战线涌现了孟泰、王崇伦、郝建秀、李顺达、陈永康等模范,科技战线表彰了钱学森、李四光等专家。六十年代,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写诗颂“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还树立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焦裕禄等典型,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活动,激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七、反对特殊化。在《人民公社六十条》中规定:“人民公社各级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同群众同甘共苦。不许利用职权,使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享受特殊待遇,多记工分,多吃多占。不许另设小灶。反对特殊化。”(第48条)“人民公社各级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奖惩,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不许任用私人,徇私舞弊。”(第50条)在干部子女教育问题上,容易发生特殊化。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六十年代中央开会,会上喝茶,个人付钱。在茶杯下押两角钱,成为一种习惯。

应该看到,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必须抱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作风、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密切相连。毛泽东建国以来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为全党指出了方向和路径,做出了示范和榜样。我们一定要走毛泽东开创与拓展的群众路线,和广大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实现复兴中华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作者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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