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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述要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11-29 来源:
    

十年来《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述要

郭祎

 

[摘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和成熟,值得我们不断学习。梳理理论界十年来关于《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光辉哲学著作从创作背景到内容解读,从思想地位到语言风格,再到当代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理论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把握也更加深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价值也愈加凸显。我们相信这两篇名著仍将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进过程中发挥十分独到而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综述

 

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和成熟,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围绕“两论”的思想内容及当代价值等方面,理论界的相关研究从未中断,尤其是近十年来取得了累累硕果,现概述如下。

一、“两论”的创作背景

为什么要写“两论”?为什么能写“两论”?这是“两论”创作背景的两个核心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时代需要与理论准备两大方面。时代需要更多指的是客观方面、外在环境;而理论准备更多指的是主观因素、内在努力。

(一)时代的需要:“不能不写”

哲学是理解和把握时代的一把钥匙,它的孕育土壤和价值指向是社会实践。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离开特定的时代谈哲学是空洞的。比如教条主义就不懂得要根据中国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拒绝研究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可以机械套用的教条;经验主义则轻视理论,拒绝正确的理论指导,满足于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可以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突出表现,共同点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教条主义者高举所谓的“真理旗帜”,不服从者动辄被扣以流寇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帽子。

一方面,主观主义误判误导客观实践。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严重背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看不到“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探索经验,差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前途。所以,毛泽东指出,党内“左”或右的错误路线完全违背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党内一些人遵循本本主义,僵化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和理论论断,盲目地将共产国际的指令“圣旨化”,将苏联经验神圣化。这些做法不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具体情况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词句、个人狭隘经验出发,错误地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参见彭洲飞、唐健:《〈实践论〉〈矛盾论〉所彰显的哲学魅力》,《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53期。】时代需要哲学,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亟需“中国化”,同时也需要讲“中国话”。正如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6页。】无疑,“不能不写”道出了一种无奈,但也正彰显了时代与哲学、实践与思维的辩证关系;“不能不写”折射了一种批判,对王明们主观主义的理性批驳和对中国实际的客观评判;“不能不写”反映了一种需要: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从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到思想路线教训反思深入的需要。

另一方面,统一思想指导客观实践。《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宗旨就是要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谓思想路线,究其根本是认识路线,亦即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参见罗朝远:《〈实践论〉〈矛盾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学术探索》2017年第2期。】从历史来看,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起因于主观主义错误的深刻教训,巩固于全党同志深谙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当时的王明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考虑问题,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党内一些同志由于不明原因、不求甚解,盲目地追随错误思想,受其影响下的中国革命走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从很大程度上而言,启发人们学习和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论,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直接动因”【郭湛:《对〈实践论〉〈矛盾论〉的新解读》,《光明日报》201318日。】。“两论”不仅宣告了教条主义的破产,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保证。

(二)理论的准备:“发愤读书”

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思考是难以写就“两论”这样的光辉著作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发愤读书呢?他曾在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解释说:有一位同志(指王明)给我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这才逼得我发愤读书。毛泽东自己认为“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研究为主”。【参见吴珏:《毛泽东发愤之作〈实践论〉〈矛盾论〉诞生始末》,《湘潮》2011年第7期。】在毛泽东看来,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页。】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大的政治错误,抑或是小的工作或生活失误,无一不是离开了唯物辩证法才导致的。

在知识储备方面,最为直接的是毛泽东认真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书批注,在读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这一观点时,毛泽东批注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6107页。】毛泽东读书批注习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紧密结合实际,尤其是将读到的内容与当时的实际工作相联系,以此更加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比如他在批注中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页。】

从陈独秀到李立三、王明,再到博古、李德等所犯的错误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及时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不从理论上纠正革命队伍里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革命便难以进行下去。“两论”便是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哲学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参见刘昆:《〈实践论〉〈矛盾论〉的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社科纵横》2012年第12期。】应当说,主动应对挑战和坚持问题导向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准备的主观状态,融会贯通中西方哲学资源和文化传统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准备的发挥创造。“两论”应运而生又建立在深厚的理论根基之上,整个过程始终离不开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符合相一致的要求上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总之,毛泽东写作“两论”,在实践上是为了清算以教条主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抗日战争作理论准备;在理论上是为了完成列宁提出的对认识辩证途径和唯物辩证法核心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并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和矛盾学说现代化。【参见许全兴:《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两论”所承载的理论与实践使命是多向度的,正可谓“不能不写”,不写不行。

二、“两论”的内容解读

1937年四五月间,毛泽东曾以这两篇“论文的观点”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在将“两论”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把写作时间分别定为1937年的7月和8月。【参见许全兴:《有关〈实践论〉〈矛盾论〉的若干史实考订》,《北京日报》20131125日。】该“论文的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其实从其关键词“实践”和“矛盾”也就可见一斑了。“两论”所阐述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是以实践为核心观点的统一,也是以实践为根本目的的统一;它们既是实践智慧的辩证法,也是辩证法的实践智慧。

(一)辩证思维的认识观

《实践论》概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感性认识能动地升华到理性认识再指导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以,《实践论》生动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参见孔剑寒:《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学说的哲学思考——基于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分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这个“总规律”既强调了实践第一的唯物论原理,同时也因为实践与认识的“辩证性”而具有了唯物辩证法性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认识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在于实践,在于强调人的认识或意识受制于客观物质条件,这也是与旧的认识论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鲜明特点在于辩证,在于强调认识于不同阶段的辩证统一、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告诉人们认识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认识的检验标准只能是实践。教条主义由于不能掌握认识的辩证性,所以不能准确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两论”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堪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双子星座。《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这两篇经典文献,从理论性质上看,都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都是实践论的辩证法;从理论渊源上看,都发挥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从现实意义上看,都是“转识成智”、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参见孙正聿:《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毛泽东科学地解答了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知行”关系问题,运用的有力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意识、思想出发,从矛盾入手而不是从统一、一致入手。讲实践又讲矛盾,讲认识又讲发展,讲对立又讲统一,讲绝对又讲相对,讲主观又讲客观,讲党内又讲党外,讲干部又讲群众……实践智慧离不开辩证法,辩证思维来源于实践性。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由于脱离了实践谈辩证,到头来只能是空谈而已,因为它们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辩证法,类似于毛泽东所批驳的“束之高阁”或“空谈一阵”。

(三)改造主观的方法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开篇就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在认识问题上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在他看来,实践是认识产生、发展的源泉。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正是通过阐明思维的根本法则——矛盾法则,紧紧抓住改造认识能力的根本。【参见姜爱华:《论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的哲学思想——重读〈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4期。】所以,“两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曾经出现错误的根源,是理论脱离实际、实践脱离国情。因此,“两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系统地提出实现这种“结合”的思想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参见刘毅强:《〈实践论〉〈矛盾论〉与党的思想路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6期。】大致看来,《实践论》更多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矛盾论》更多回答了在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实事求是”凝练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所以,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需要从学习和研读毛泽东“两论”中汲取哲学智慧的滋养。【参见王秀华:《〈实践论〉〈矛盾论〉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智慧》,《领导之友》2016年第16期。】“实事求是”就是“两论”提供的重要方法论。所以,“两论”为共产党人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提供了有力指导,也为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思想方法。

整体而言,《实践论》抓住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和教条主义者在认识问题上的致命弱点,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矛盾论》抓住形而上学的要害和教条主义者在思维方式上的致命弱点,突出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参见杨春贵:《〈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8期。】“问题导向”是“两论”的突出特点和重要使命,抓住抓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质性问题需要辩证唯物论这个法宝,需要对中国革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一番扎实而细致的准备,而这些毛泽东无疑都做到了。

三、“两论”的思想地位

总体来说,“两论”的创作和发表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地位、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

“两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哲学层面说,促进了群众性哲学学习的开展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两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在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中得到体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浓厚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思想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两方面看,可以说“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参见杨春贵:《〈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8期。】显而易见,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不像康德、苏格拉底、黑格尔等那样晦涩难懂,在“两论”里面没有什么深奥的哲学术语、逻辑推导以及抽象思维,更多地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通俗化、具象化,使哲学原理落地生根,用哲学思维看待和分析眼前的具体问题是其显著特点。所以,“两论”的问世改变了人们对哲学抽象性的惯常理解,告诉人们哲学就在身边,就在具体的事物、一个个的问题中间。奉献“中国味的哲学”——这是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又一杰出贡献。

(二)为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坚实基础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创造性发挥,不仅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而且有力地指导了中国实践。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最初20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参见肖飞:《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求索》2010年第7期。】“两论”所蕴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比如“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不仅指导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取得了胜利,使中华民族踏出了伟大复兴的第一步——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在之后的时间中持续发挥着指导作用。【参见叶俊、赵俊良:《〈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审视与价值探索》,《传承》2014年第8期。】通过今天的改革开放实践看,由“两论”深刻阐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越来越重要,坚持和贯彻这一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思想保证,更是广大党员干部极其重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两论”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依据和科学态度。“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宝库的两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智慧光辉的璀璨明珠,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哲学依据。【参见郭必选:《论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价值》,《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所以,“两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概括,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实现历史性飞跃的主要载体,即由应用哲学到理论哲学、由此前具有某些哲学思想到建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和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因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参见石仲泉:《〈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视野》2007年第10期。】

此外,我们还必须关注“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运用等问题。“两论”对科学价值的挑战、系统哲学的挑战以及和谐哲学的挑战三个方面给予了回答。比如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实践论》《矛盾论》)是这条长河及其绝对真理的组成部分,只要人类永远存在下去,它们就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被推翻,而只会不断发展下去。【参见黄枬森:《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几个理论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9期。】时至今日,实践在发展深化,矛盾在演变中变得更加复杂,如何正确理解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如何客观分析多变多样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意识形态领域矛盾斗争等,都迫切需要认真研读“两论”,从中寻求正确的方法。在理论哲学视域中,“两论”的理论内容被系统阐释;在实践哲学视域中,“两论”的实践智慧品格被深刻揭示;在文化哲学视域中,“两论”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领导群体培育的价值得到彰显。在这三种不同的哲学视域中,“两论”被解读出不同的内涵、意境。【参见陈世珍:《解读〈实践论〉〈矛盾论〉的三种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来看,理论哲学也好,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也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气质在于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多种维度的解读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两论”的主要精神和思想价值,最终目的是要共同拿起哲学思维的有力武器,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实践中去检验真理、去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两论”的语言风格

作为诞生在革命年代特殊时期的两部哲学著作,“两论”的语言风格注定要明确树立两个导向:面向革命实际的问题导向和面向广大军民的教育导向。“两个导向”也必然要求“两论”的语言风格不可能是抽象的、晦涩的,而只能是具体的、通俗的。

简洁明快、通俗易懂是“两论”最大的语言风格和行文特点。文本中所提及的“让我想一想”“没有把握”“知识里手”“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三打祝家庄”等内容,有俗语、有谚语,有故事、有典故,既使人倍感亲切、身临其境,又耐人寻味、催人奋进。毛泽东在语言表达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灵活性、通俗性及针对性的特点,使“两论”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很好地凝聚了人心,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参见孙芮晨、杨小刚:《毛泽东语言表达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当代启示——重读〈实践论〉〈矛盾论〉》,《延边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可以说,“两论”在内容上,其哲学思想成就是巨大的;在文风上,它们却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参见黄光秋:《对〈实践论〉〈矛盾论〉行文形式和风格的思考——文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意义》,《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共产党人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决定了其宣传读物要尽量简洁明快和通俗易懂,以便于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让理论被广大群众所真正掌握而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1844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这样说:“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德国人都还很不清楚。为了解决这种小问题,我要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通俗地叙述当前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两论”更是从阶级斗争入手分析阶级矛盾,极其透彻鲜明地讲述了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理论指导的科学性以及具体斗争的策略性等问题,形式上环环相扣,内容上简洁明了,既讲明了道理、宣传了主张,又引人入胜、令人振奋。显而易见,毛泽东对哲学思维通俗转化的语言功夫在“两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两论”的当代价值

“两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之作和扛鼎之作,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因而具有中西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正是这种“双重文化性格”预示着哲学未来的文化走向。

一方面,“两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从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形态而言,它与毛泽东思想一样,其世界观、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一般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地说,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参见石仲泉:《〈实践论〉〈矛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9期。】就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无论改革发展如何深入,无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何种程度,“两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决定了其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现实意义和指导地位是不变的。习近平多次强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问题,无论何时都不容许有丝毫改变。早在19305月,毛泽东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从更加广阔的未来看,“两论”这个“本本”需要我们认真学、深入学,学深悟透的意义,在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发展的、面向未来的开放体系,它的内涵还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不以新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推动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论,以“两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既是“结合”的新成果,同时又是发展的新起点。

另一方面,“两论”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理论武器。“两论”提供的哲学思想是丰富的,关键是要将其转化为哲学思维和实际本领,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强大理论武器和无穷推动力。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新时期,“把我们党建设好”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第一,要强化哲学思维。认真领会“两论”中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坚决反对形而上学的错误思维。第二,要践行知行合一。毛泽东科学解决了几千年来的“知行”关系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群众观是统一的,实践认识实践、特殊—普遍—特殊、群众领导群众是一致的。【参见杨信礼:《重读〈实践论〉〈矛盾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从很大程度上而言,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创新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就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以此为根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和解决重大矛盾。第三,要坚定“四个自信”。毛泽东在“两论”中字里行间充盈着对党的事业莫大的自信,也充满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重、继承和发展,我们今天更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对“两论”思想的认识和挖掘仍将继续。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而艰巨,但只要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理论武器,党员和领导干部自觉带头引领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深化认识、提高本领,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解决问题、推动发展,我们坚信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本文作者:郭祎,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副教授,四川成都610110

(责任编辑:樊宪雷)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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