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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意识”观邓小平与千里跃进大别山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12-11 来源:
    

从“四个意识”观邓小平与千里跃进大别山

刘贵军

 

[摘要]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进行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时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体现了坚定的政治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惜以局部损失换取全局改善,体现了突出的大局意识;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毫不动摇地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体现了明确的核心意识;整肃党纪军纪,自觉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鲜明的看齐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关键词]邓小平;千里跃进大别山;四个意识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进行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作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政委,邓小平在具体领导和指挥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过程中,体现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一、时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体现了坚定的政治意识

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先是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受挫后转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1947年,毛泽东统揽全局,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的战略决策,并把处于中原腹地的大别山区作为突破方向。主要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其司令员为刘伯承,政委为邓小平。

转入外线作战之初,党中央、中央军委给刘邓布置的任务是以豫皖苏、冀鲁豫两边区为根据地,有依托地向中原地区逐步推进。6月,在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动员工作,他既指出“要设想更多的困难”,又鼓励大家,“我们这一代的确是幸福的、光荣的。我们将要造成子子孙孙的幸福,即令牺牲也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在刘邓的安排部署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九个半旅,打开了南下通路,拉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7月下旬,由于战局变化,毛泽东作出新的指示,要求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简而言之,就是要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鲁西南距大别山千里之遥,路上有汝河、淮河等河流阻隔以及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围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兵团无后方作战,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单是挺进到大别山就极为不易,更不用说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了。毛泽东“从最困难方面着想”,也估计了三种结果:“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一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一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对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行动建议,刘邓一方面表示“完全拥护所示方针”,另一方面又如实反映部队南进所面临的困难,“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待“阵容更为整齐”时,再挺进大别山。【《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页。】应该说,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负责任的。

729日,毛泽东发出了一份“三个A级”的电报,也就是后来邓小平所说的“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电报中,毛泽东有条件地同意了刘邓提出的意见,允许他们依托根据地逐步向南发展,但同时又指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不能“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你们困难亦将增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在陕北安危和战略全局面前,尽管部队兵疲马乏,立即“直出大别山”确有极大困难;尽管当时尚存在着“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的良机,但刘邓毅然“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9页。】当了解到蒋介石计划集中兵力围歼我军、连日大雨致黄河水位猛涨等极为不利的情况后,刘邓连半个月的休整也不要了,率主力部队提前一个星期开始战略跃进。作出这一决策需要极大的信念和勇气。若干年后邓小平回忆:他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就是过黄泛区前,“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在部队连日作战行军已疲惫不堪之时,邓小平发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第685页。】的号召。827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刘邓大军终于挺进到了大别山区。30日,刘伯承、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第686页。】

进入大别山,仅是战略行动的第一步。创建巩固的根据地,才是战略目的。但大别山处于敌占区腹地,既脱离后方,又面临敌人军事围攻,要在此建立新根据地,难度可想而知。在刘邓率部进入大别山前,毛泽东就有预料:“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93页。】困难面前,邓小平不仅没有退缩,反而鼓舞士气,帮助部队坚定政治信仰。827日,他要求全军“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831日,他又在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38页。】经过几个回合紧张、艰苦的斗争,在陈粟、陈谢部队的配合下,刘邓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希望的“争取最好的前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162页。】

1947年底,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并完成战略展开任务,把战线由黄河推向长江。解放战争的进程发生质的变化,人民军队转入战略进攻。至此,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我方区域进行,而是在敌占区内进行了,战场上的攻守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4页。】

刘邓大军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也坚持到底,这就是讲政治。邓小平逝世后,曾任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秦基伟回忆起老首长,这样说:“他强调,革命总有一个时候要过关。在过险关的时候,就是要不怕苦,不怕死,宁肯向最严重的方向做准备。思想上有了准备,行动上才敢于排除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置之死地而后生。”【《回忆军事家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526页。】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志,是政治意识的突出体现,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惜以局部损失换取全局改善,体现了突出的大局意识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邓大军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战略任务。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9页。】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当初才有“三种前途”的估计,邓小平才有“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评判。经过极为艰苦的行军与作战,刘邓部队人员和装备确实都受到很大损失,这在意料之中。对“挑这个担子”付出的代价,刘伯承、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有准备,但他们看的是解放战争这个大局。正如邓小平在出发前表示的那样:“为了这个大局,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担子都得挑起来,大的代价会换来全局的改变。困难会超过抗日战争,但这是暂时的、局部的。”【《回忆邓小平》(上),第196页。】

194710月底,随着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基本完成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南线主要战场已经推向了敌占区。由于既怕我军在中原立足生根,又怕我军渡江南进,12月下旬,蒋介石调集20万重兵对刘邓分兵后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的邓小平所部实行围攻。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作战。据时任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有一次他到前方指挥所,见到邓小平和李先念。李先念问他:“锡联同志,背得动吗(指背着敌人行动)?”还没等他回话,邓小平就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我们多背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回忆军事家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

19481月,刘邓致电毛泽东,报告进入大别山四个月的发展情况:“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第710页。】到1月中下旬,蒋介石又部署重兵“围剿”大别山。鉴于战况危急,中央军委曾指示粟裕率部南下,与陈谢集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将部分敌人调出大别山,减轻刘邓压力。邓小平知道后,“电告中央,我们现在已在大别山站住脚,请外面部队打有把握之仗,不要考虑我们”【《回忆邓小平》(上),第125页。】。除了作战形势严峻,刘邓还面临着给养困难,“部队数日难得一饱,隆冬将至身无寒衣”。党中央原拟另派部队专程给刘邓部队“送给养被装,刘邓考虑那样做代价太大,婉谢了中央的关照,号令部队英勇歼敌多打胜仗,严守纪律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据秦基伟回忆:“小平同志启发大家说,现在大别山在‘啃骨头’,其他战场的兄弟部队就可以开始‘吃肉’。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消灭的敌人就越多,革命的胜利就越大。”【《回忆军事家邓小平》,第525页。】什么是大局意识?这就是典型的大局意识。

面对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的猖狂进攻,邓小平总是从大局着眼,分析问题。在194712月初第十、十二纵队干部会议上,他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完全相反。过去围攻是敌人处于战略进攻,我们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人处于战略防御,我们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42页。】。19481月底,在鄂豫根据地干部会议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基本的形势敌人是防御的”,“敌人是进攻的防御,我们叫它是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便不了解我们反攻所取得的胜利;挣扎是另一面,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松懈麻痹,丧失斗志”,这“需要我们作很困难很艰苦的斗争,我们过了这一关下面便是过长江了”。【《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6163页。】3月,在直属部队干部会议上,他又说:“我们走在前头,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威胁着南京、武汉,蒋介石也必然拼命地扭着我们,我们担着重的一头,也要吃些苦,多走些路,把敌人背住,等华野、陈谢和陕北的部队休整以后,自然会来分担我们的担子。因此,当我们担着重的一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整体,整个胜利是有我们一份的。”【《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7677页。】邓小平的大局观给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他们的视野一下子由大别山扩展到了全国。他们了解到,敌人的进攻虽然气势汹汹,但那只是防御性的进攻,是临死前的狂吠,我们的面前虽然仍有不少困难,但等待我们的是胜利和希望”【《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实践证明,“牺牲小局,保全大局”不但是一种忠贞的品格,而且常常能创造转换形势、走向胜利的奇迹。原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曾说:“刘、邓军十几万人,突然前出至大别山,威胁着南京、武汉,蒋军整个战略体系被打乱了。从此,始终处于顾此失彼的被动状态,一直未能取得战略主动!”【《回忆军事家邓小平》,第485页。】身在蒋军指挥中枢,他的感受当更深刻。

三、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毫不动摇地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体现了明确的核心意识

“把千军万马置于党中央视线之下”【蔡继承、王绍军、岳睿敏:《论邓小平的政治委员生涯》,《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7页。】,这是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一句名言。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自觉为党中央分忧,绝不允许自己的部属在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的问题上犹豫动摇,这是邓小平在多年征战中形成的高度自觉。1947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主力打到外线”的战略决策后,曾有不少人对外线作战有各种疑虑,认为时机不成熟,担心站不住脚。为此,邓小平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阐述党中央和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时机到来了,这是有根据的。”【《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20页。】“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了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地摆着。”【《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25页。】“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准绳,这是历史上已经证明了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正确的。跟毛主席方向走,一定可以发展胜利,与毛主席思想相背道而驰,必然要失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24页。】

就千里跃进大别山来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刘伯承、邓小平“二话没说,立即复电”,“直出大别山”,这是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的最好证明。这个过程,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详述。笔者今天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单是一些小的细节,就足以体现邓小平、刘伯承以及他们领导下的这支部队的核心意识有多强。

时任鄂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段君毅曾回忆发生在194711月底,大别山面临国民党军队全面围攻的严峻形势下的一件事,读之仍令人动容:“就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野战军司令部同党中央中断联系3天,而蒋介石的电台天天宣称他们如何在陕北‘取得巨大胜利’。刘司令、邓政委十分关心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有一天,司令部找我们少数几个同志谈问题。吃饭时邓政委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破例吃一杯酒,因为我们今天收到党中央的电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我们表示庆贺!邓政委发自内心的关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危的一片真情,使我们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回忆邓小平》(上),第132133页。】

1948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中原战场局势的变化,决定挺进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主力逐步“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78页。】。此时,大别山根据地虽然得到初步巩固,地方武装和政权也已基本具备坚持独立斗争的能力和条件,但国民党军队仍在集中兵力争夺大别山,“恐有一两个月的严重‘扫荡’”【《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第717页。】。尽管大别山的局势仍很困难,但邓小平坚决支持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为了大量歼敌,野战军主力在其沿线掩护初步土改,培养和扶持了地方游击战争之后,不能长期分散,必须适时集中”【《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51页。】。

邓小平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一方面指挥部队在大别山坚持作战,“再打一个月圈子”【《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第717页。】,一方面着手部署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的准备。2月下旬,他在作好如何进一步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部署后,遵照中央指示,适时率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挺进淮西。4月初,完成休整、补充后,刘邓率部向豫西挺进,开始了新的战斗。经过千里跃进并在大别山数月艰苦转战后,刘邓野战军虽受损严重,但赢的是全局。紧接着,决定中国命运与前途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由此展开。

对刘邓先是挺进大别山,后又分兵,并先后转出大别山,有人说是“败退大别山”,“前进一千里,后退五百里”,暗含的意思是刘邓在大别山没有站住脚,总体是失败的,得不偿失。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刘邓转出大别山是党中央根据战场局势的变化作出的决策。实践证明,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主力逐步向淮海一带集中,为“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准备了条件,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其次,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是站稳了脚的。在194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曾明确说:“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198页。】除了毛泽东的评价外,刘邓大军的两位主帅的话也可以作为注脚。19634月,刘伯承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经过斗争,“我们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刘伯承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5页。】。198911月,邓小平在回忆第二野战军战史时说:“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0页。】

四、整肃党纪军纪,自觉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鲜明的看齐意识

看齐,是党的重大政治原则,是党的力量所在、优势所在。毛泽东曾说:“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战争中,看齐一是要求指挥员在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同的基础上自觉看齐;二是在出现看不齐情况时,要通过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的工作强化看齐意识。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中充分展现了看齐意识。

第一,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部署从思想上是高度认同的,思想指导行动,这是最终取得胜利的基础。多年后,谈起这次军事行动,刘伯承、邓小平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断仍钦佩不已。刘伯承说:“跃进大别山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战略进攻的英明决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发展。毛主席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导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非凡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的。”【《刘伯承军事文选》,第785页。】邓小平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9页。】由此可见,刘邓之所以能坚决果断地执行党中央和党的领袖的决策部署,因为这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看齐,是自觉的看齐。

第二,刘邓本人坚决执行中央部署,严格遵守党的纪律。1948年,为更好地准备战略决战,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以便加强集中统一指挥。邓小平不仅遵照规定严格执行,而且不回避矛盾,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3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了一个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大别山一些地区土改工作、工商政策等方面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认真地分析了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314日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说:“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的可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第723页。】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对于个别地区没能严格执行党中央要求的定期报告制度,毛泽东在相关电文中,曾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局作比较,表示:“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是“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6页。】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中,邓小平依然坚持看齐意识的思想自觉。

第三,以铁的纪律建设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指挥员的自觉看齐转化为整支部队的统一意志、行动自觉。进入大别山初期,一些指战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发生了破坏纪律的现象。对此,邓小平决定严整军纪,把严格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争取人民群众的重要一环来抓,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严肃处理。据亲历者陈锡联回忆:“有一次,野战军总直属队路过黄冈县总路嘴时,店铺里的商贩都跑光了,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在街上发现一个副连长用刺刀挑着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让机关立即进行追查。当查明是抢了群众的东西时,刘邓首长决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有人说情,说这位副连长有战功,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小平同志说,严明的纪律是我们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保证,事关部队的生死存亡,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很大的区别就是有铁的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最后公开处决了那个副连长。”【《回忆邓小平》(上),第126127页。】严明的军纪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刘邓大军最终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打下了群众基础。

加强纪律性,坚持看齐意识,是党和军队团结高效的重要保障,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下,始终“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6页。】的刘邓部队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20178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全军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人民日报》201782日。】当年,刘邓大军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为了战略全局,付出了巨大牺牲,成为促使战争局势转变的关键。当前,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建设,我们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同样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要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的指挥。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做到“头脑要特别清醒,态度要特别鲜明,行动要特别坚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任何含糊”【《人民日报》201782日。】。

 

(本文作者:刘贵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茅文婷)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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