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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探析——重温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8-12-29 来源:
    

刘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探析

——重温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

王一喆

 

[摘要]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所作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多角度、系统化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理论。他强调,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需要。他认为,民主集中制是由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辩证构成的,是党的组织规律,是人民内部的根本制度。他提出,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思想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组织上贯彻群众路线,在制度上执行集体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

[关键词]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民主集中制;七千人大会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集中制重要论述和实践要求”、2018年度教育部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6KDA00718JDSZK091

 

1962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总结了1958年至1961年这段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和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刘少奇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七千人大会上系统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科学内涵及落实方法,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年是刘少奇诞辰120周年,重温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有关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对于缅怀一代伟人的光辉思想,完成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央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页。】。从1958年到1961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少党员干部在运动中受“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影响,在工作中急于求成,脱离实际,滋长了官僚主义、分散主义作风,破坏了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以致工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摆脱困难局面,这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重要原因。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旗帜鲜明地从思想、政治、经济三方面强调了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

第一,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需要。针对1958年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现象,刘少奇指出,只有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才能清除这两颗存在于党内的思想毒瘤。

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需要。刘少奇回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历史,强调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因为党乐于和善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保证革命道路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可是,从1958年到1961年,很多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滋生了官僚主义作风。鉴于此,刘少奇要求,全党必须继续发扬革命时期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民主集中制。具体来讲,民主集中制倡导广大党员干部要和群众心连心,多向人民群众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吸取不同的、正确的意见,然后领导群众沿着正确的政策集中行动、集中发展,“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只有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规避官僚主义的风险。

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亦是反对分散主义的需要。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分散主义的实质和弊病:分散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单位着想,但是归根到底,分散主义损害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也必定会妨害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单位的根本利益。具体看来,分散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表现为:在政治上,损害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在经济上,使全民所有制不能落实到位;在思想上,严重影响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在组织上,破坏党的纪律性和团结性。因此,全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任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82页。】。总之,只有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才能肃清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官僚主义,才能肃清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分散主义,才能维护党在思想建设上正确的、有效的民主和集中。

第二,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需要。刘少奇认为,既强调民主又强调集中,既强调中央集权又强调地方分权,发挥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性和地方掌权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核心,在于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妥善处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关系。1958年后,党中央决定权力下放,把许多重要的管理权力下放到了地方,这对于当时充分发挥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地方在掌握更大管理权力的时候,也容易陷入“左”的盲动主义。刘少奇从正反两面辩证指出:所谓积极性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积极性,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讲究客观规律的积极性;另一种是坏的积极性,即不遵循客观规律、盲动的、想当然的积极性。鉴于此,党中央必须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扎根于群众路线的集中统一,发挥出地方好的积极性,防止地方出现坏的积极性。为了使中国摆脱一穷二白的境地,摆脱经济生活的被动局面,各地方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执行和拥护党中央的政策和集中领导。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妥善处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之间的关系。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是着眼于全局所作出的,同时也会考虑各个地方工作的实际情况,应该说既反映了整体利益又反映了局部利益。但是,党中央的政策绝非任何时候都是完全恰当的。因此,地方在执行党中央政策的过程中,若发生政策阻碍或限制当地因时因地科学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并说明情况。同时,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将党中央的政策贯彻落实到位,决不能假借“因地制宜”的名堂敷衍或者抗拒党中央的政策,若是把集中统一的领导指挥理解为机械、强制式的命令主义和瞎指挥,是完全错误的。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点,在于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妥善处理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之间的关系。刘少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后指出,1958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党中央集中过多;从1958年后,各地方、部门的权力又过大,造成权力分散。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针对1958年以后权力下放过多、过于分散的情况,刘少奇认为首要的是要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把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下放过多的权力逐级收上来,由党中央管理部门、省、市、自治区直接掌控。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中央站在全局的立场上统一制定合理的政策和计划,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扭转国民经济的不利局面。总之,党中央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决不允许在党中央之外存在“独立王国”,决不允许在国家统一的政策之外存在与之相抵触的另一种政策。

第三,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是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需要。针对当时经济工作的困境,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只有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才能加强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统一行动和指挥,才能扭转不利的经济局面。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计划指标的制定是一项非常复杂而重要的工作。为了避免“浮夸风”现象再度出现,刘少奇指出,“中央和中央的工作部门,必须切实地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力求使自己的领导正确,使方针、政策、经济计划、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都尽可能合乎实际”【《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93394页。】。基于此,他要求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必须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一方面,各个部门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既有利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充分调动地方经济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提出,在中央的领导下,所有国民经济部门都必须对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审查,凡是符合上述精神的规章制度,要坚决贯彻落实;凡是不符合上述精神的规章制度,必须予以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加强和改革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各级计划委员会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在制定经济计划时的重要助手,在经济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党中央实现对各地方经济工作强有力的领导。总之,全党同志必须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摆脱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

二、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

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是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前提。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多角度、系统化诠释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内涵。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由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辩证构成的。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对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统一关系这一开创性理解,在七千人大会上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4页。】,从静态和动态双重维度阐明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静态角度讲,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归根到底是由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两部分构成的,因此在理解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时,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按照“两点论”的观点,刘少奇对于民主集中制内涵的理论创新在于将民主集中制分为“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两部分。不同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致认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其基础上加上了“高度”二字。高度的民主,指必须由党员的大多数选举出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党的方针,而领导机关必须向党员做工作报告;高度的集中,指党员必须严格服从党的领导机关。加上“高度”二字,是刘少奇针对1958年至1961“浮夸风”“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所反映出的既不民主、又不集中现象的有力批驳,也是对于民主集中制理论的辩证的、科学的论断。按照“重点论”的观点,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重点在于民主。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决不能离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4页。】,否则就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法西斯式的“民主”。换言之,若是丢掉民主这一核心真谛,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也不复存在。

从动态角度讲,按照刘少奇的理解,民主集中制分为“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两个动态过程,而“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人民内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4页。】。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结合”,不仅有效衔接了民主集中制的两个过程,也为日后中共十四大以来党章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民主集中制的动态过程,一方面体现出“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起步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体现出“集中”不仅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而且“集中”的目的是为了柔性地指导民主、践行民主、实现民主。由此,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讲,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体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彰显出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

第二,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规律。在1945年的《论党》中,刘少奇在全党范围内首次将民主集中制提升到组织规律的高度。但是,在《论党》中他并未详细说明民主集中制何以成为党的组织规律。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根据民主和集中所表现的性质,认为民主体现了积极性,而集中体现了纪律性,积极性和纪律性的相互辉映,使民主集中制必然上升为规律性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

民主反映出的是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刘少奇在总结1958年至1961年的国内形势时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最大的保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9页。】。他相信,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是战胜“左”的错误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民主的积极性表现为两点:其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扬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二,要在党中央的集中指挥下,高度发扬地方工作中的积极性,将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

集中所体现的纪律性主要表现为“四个服从”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中央。具体来看,“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最能体现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意蕴;“个人服从组织”是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下级服从上级”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条件,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准则;“全党服从党中央”是最根本、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条,必须牢固树立党中央的权威。这“四个服从”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实现了广大党员同党的领导同志、党的各部门同党中央的一体化构建,实现了全体党员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党组织保持纪律性和战斗性。

民主和集中的相互映衬,积极性与纪律性的相互交织,使民主集中制必然上升为规律性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所谓规律,即自然界和社会诸现象之间的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在1945年的《论党》中,刘少奇曾明确指出,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是一种规律。【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引用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从自由与纪律角度阐释民主集中制规律性的论述。刘少奇指出,正是因为民主和集中所表现出的自由与纪律的统一,使中国共产党兼顾了正确性与效率性,兼顾了群众性与领导性,从而将全体党员、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规律组织结合起来并且成为强有力的、有机的统一体。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内部的根本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内部的根本制度。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组织原则、组织纪律、领导方法等层面,而从制度层面对民主集中制加以认识和理解,是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内部的根本制度,而不是专政的手段。“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4页。】针对1958年以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民主集中制被削弱甚至被破坏的现象,刘少奇指出“集中”与“专政”是不同的:“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是在人民内部而言的,而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专政”是对敌人而言的,假如混淆了“集中”与“专政”的界限,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人民群众,那么就会走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对立面,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由此,刘少奇疾呼,在落实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两种矛盾,紧密联系群众,注意工作方法,不能陷入盲目的“左”的斗争。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党,转变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不断深化,以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的形式被广泛运用到国家和社会建设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少奇强调,能否一以贯之地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成败,“没有这种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4页。】。这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民主阶级、阶层的人民,都对民主和集中有着强烈的需求和渴望。刘少奇举例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渴望党和国家政策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不习惯“政出多门”,不习惯关系到人民的政策和计划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另一方面,人民也决不允许破坏民主制的现象发生,因为民主制的破坏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等,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也不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必须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作为人民内部根本制度的科学内涵,保障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愿望和诉求。

三、关于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

刘少奇认为,只有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组织上严格贯彻群众路线,在制度上开展集体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切实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

第一,在思想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思想作风。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将实事求是提升为衡量党性的核心指标。可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我党这一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在工作中不调查、不研究,不同群众商量,乱提指标和口号。刘少奇认为,这些现象是主观主义作风的反映,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也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削弱和破坏。针对这种情况,他指出,必须正确区分两种在工作中忘记实事求是的同志。第一类也是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好心,但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对头,他们武断行事,不了解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在工作中犯下了错误。对于这一类的同志,必须让他们重新学习,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紧密联系群众,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落实。第二类人,不是因为不了解工作的实际情况而犯错,而是为了争荣誉、出风头,故意弄虚作假,向党组织作假报告,欺上瞒下。刘少奇严厉指出,这类人的性质已然不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而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问题,是对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的严重破坏,毫无党性可言。由此,他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应该“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0页。】。他进而对比了老实人和不老实人的不同结局,指出不老实的人虽然在很多时候占了小便宜,但是在党和人民面前,终究是会被揭露和制裁的,也必定会吃大亏;而实事求是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吃了点亏,但是最终却并不吃亏,因为“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0页。】。总之,必须加强党员的自我修养,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从思想上为民主集中制建设扫清障碍。

第二,在组织上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织保障。刘少奇坚持把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结合起来,认为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组织建设层面的现实运用。

从矛盾规律的角度讲,刘少奇坚持将“群众—领导—群众”与“民主—集中—民主”两组关系相互对照。这是他视群众路线为民主集中制组织保障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要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并且党制定的所有方针、政策、路线都必须严格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深刻地揭示出,从群众中来,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到群众中去,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的过程。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刘少奇强调,“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0401页。】。这就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指出了在党内实行既民主又集中的原则,即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可以使领导与被领导、个人与集体、下级与上级、中央与其他各级组织间实行良性的互动,充分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活跃党内的政治生活,防止个人的专断失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讲,群众路线是组织内容,民主集中制是践行形式,而内容只有在具体的形式中才能表现出来。民主集中制是体现群众路线的重要形式,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才能保证民主集中制有效执行。刘少奇认为,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能用党组织的名义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否则,就会削弱甚至破坏群众路线,也必将削弱甚至破坏体现群众路线的民主集中制。因此,为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第三,在制度上执行集体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体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保障。

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必须在制度上贯彻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是在党的领导活动中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的运作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中的运用,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防止个人专断,保证党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有效制度。刘少奇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领导班子的“班长”,要善于和党委副书记一起把会议开好。他特别强调,书记与委员之间的关系在党内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由此可见,党委书记在集体领导的运行机制中,主要发挥的是“班长”的组织职能,而不是事事“一言堂”,如果“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党委的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委书记也很难办事”【《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8页。】。他进而指出,“政治挂帅”决不意味着第一书记在任何方面都必须拍板,重要的事情必须在党委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但是这种分工负责决不能异化为“分片包干”,决不能在单位内部演化成独断专行、各自为政、多头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局面。他还强调,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不应该党政不分,不能用党委代替行政部门的日常工作。这是因为,为了应付愈来愈多的行政工作,党委就会过多设立副书记的职务。这样下去不仅会限制行政系统发挥出应有的日常管理作用,也会使党委不能集中精力搞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性质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发扬党内民主,践行民主集中制的中心环节。刘少奇指出:“我们敢于揭发错误,修正错误,正是表示我们党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克服当前困难具有坚强的意志,对于光明前途充满着信心,而不是相反;这正是我们党强的表现,而不是弱的表现。”【《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1412页。】基于此,他认为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制度保障。必须从两方面确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顺利进行:一是必须要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从基层党组织到党中央,任何党员均有权利监督和反映党委工作中的问题。二是党组织领导人要起到模范作用,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所有党员干部不仅要能够创造条件,使普通党员敢于批评领导干部,还必须率先垂范,诚恳、真诚、实事求是地对自己在工作中的问题展开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党内营造出人人平等、民主集中、畅所欲言的政治氛围。由此,必须切实落实集体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制度上保障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总之,刘少奇从实际出发,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系列论述,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扭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起到了重要而深远的作用。同时,刘少奇的这些论述,也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本文作者:王一喆,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赵丛浩)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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