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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2年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8-12-29 来源:
    

19391942年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朱益飞

 

[摘要]19391942年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开展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化的学习运动。它的发起,受到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领导革命、改善工作、建设大党的需求是其内在动力,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是其现实需要,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其外部推力。这次学习运动的主题在其开展过程中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从注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逐步向更加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转变,二是从注重理论学习向同时注重革命实践转变。这两重转变为整风运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准备,学习运动也于1941年底1942年初,在时间、规模、目的和学习材料等方面逐步转入整风运动并最终与之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可以看作整风运动的预演,它为后者提供了组织经验、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并为澄清历史路线的是非问题打下了基础,在中共干部学习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干部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系2017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题研究项目19391942年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及其与整风运动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17SJBFDY814

 

19391942年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开展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化的学习运动。这场运动,最初由中央干部教育部具体负责部署,参加对象主要为延安及附近80里辖区内各级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的在职干部。参与人员广、时间跨度长、学习力度大,是这次学习运动的突出特点。对于这次学习运动的具体准备过程及其如何转入整风运动并最终实现融合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没有深入探讨。本文拟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其形成及发展过程,厘清它与整风运动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一、学习运动的起因

抗战时期,中共对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尤为重视,认为它“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毛泽东指出,“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号召全党特别是干部要加紧理论学习。会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4页。】的工作来抓。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发起是由当时的历史状况所决定的。

首先,领导革命、改善工作、建设大党的需求是其内在动力。1937年之后的三年间,中共党员人数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难免鱼龙混杂,思想也不统一。而且,“干部队伍不断扩大,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老干部一般说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还有文盲,都需要进行教育、学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要改变这些状况,必须加强学习和教育。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没有学问是不行的,共产党人要“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加强学习。针对当时党内干部因知识陈旧、能力不足、经验落后等带来的“本领恐慌”,毛泽东指出,党员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就要“进货”,学习本领。另外,他还着眼于党所肩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代任务,指出只有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独立且有战斗力的大党,才能率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而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毛泽东总结指出,“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9页。】。

其次,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是其现实需要。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开展,也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29页。】。李维汉在194066日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经验总结大会上指出,“革命并不是‘蛮干’或‘盲干’,只有在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斗争,才是革命运动”【罗迈:《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解放》第110期,194071日。】。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曾发生过“左”倾和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曲折和损失。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他们的错误理论还没有系统化,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出现,使得教条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组织上形成了体系。王明和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作为“左”倾路线的代表,给中共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等人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进行了初步清算,但其间仍有死灰复燃迹象。抗战初期,1937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该年12月和次年3月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抗战路线,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右倾错误主张,致使1937年底至1938年春,中共没有能够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抗日根据地。此后的半年,毛泽东“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41页。】。为了探索革命事业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毛泽东坚定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因此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后期及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号召中共要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能够顺利推进。学习运动开始后,李维汉指出,要注意学习理论,不能陷入“事务主义”的错误观念中,作为高级干部,更应当是学习的领导者。

再次,共产国际指示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运动的发起还有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原因。在共产国际没有解散之前,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共产国际的意见都很重要。1938914日,王稼祥从莫斯科带着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回到延安。意见指出,在朱毛的领导下,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参见《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页。】但对中共的理论水平,共产国际认为“还是不很高”【《任弼时同志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解放》第110期,194071日。】。另外,莫斯科出版斯大林主持编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季米特洛夫指出,这本书系统阐述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对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具有指导作用,指示多国共产党要学习它。因此,学习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逐渐成为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学习任务。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重要学习材料。可见,共产国际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学习的要求,也是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助推因素。

二、学习运动的几个基本问题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干部学习或教育活动,延安时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该时期是中共干部教育的完善时期,而在职干部学习又是最为重要的干部教育形式。

关于起止时间。对于起点,一般认为是1939520日,这一天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等亲临大会并讲演。也有学者把起点提前至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参见匡萃冶、李东晏:《试述19381942年党中央对在职干部教育运动的领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笔者认为,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开始应不迟于19393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的出台。延安因为当时正在搞生产突击,学习动员大会被推迟至该年5月底进行,但3月份的暂行计划出台之后,已有不少地方开展了学习运动。如《新中华报》对当时率先开展学习运动的几个县进行了报道,指出安塞、志丹、靖边新城区等地的学习运动早已开始。【参见《新中华报》1939623日。】毛泽东在1939520日学习动员大会讲话中也指出,“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6页。】。

对于结束时间,有的认为是1940年,因为19391940年期间,学习运动持续强度大、学习安排密集。也有的认为是1941年,理由是19415月已经进入了整风运动正式准备阶段。笔者认为,学习运动结束应在19422月底,具体标志是1941121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和19422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的发布。这两个文件主要针对延安地区在职干部教育,表明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仍然是当时重要主题。19422月后,全面整风阶段开始,在职干部教育融入到延安整风之中。

关于涉及人员和系统。这次学习运动的范围是延安周边80里的地区。学校、团体、机关、部队等单位的干事、科员、班长以上在职干部包括中央负责同志都参与了这次学习运动,涵盖了党、政、军、民、学系统。【参见罗迈:《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解放》第110期,194071日。】党的系统中,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领导全党学习马列,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参见《新中华报》1939526日。】政府系统中,边区政府“确定各厅、院、处党员和非党群众分别编组学习”【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8页。】。军队系统中,加强军队干部的学习教育,保证抗战取得胜利,“军队中的骨干,必须具备着高度的政治质量与充分的军事能力”【罗瑞卿:《关于军队中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

关于学习方法。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要求在工作、生产中“挤”出时间,运用“钻”的方法学习,要求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天有两小时学习时间,如果没有作战任务或者其他紧急事故不能耽搁。李维汉也指出,“学习要会抢时间”,“要有恒心,有经常性”。【罗迈:《我们要学习什么?怎样学习?》,《解放》第79期,193985日。】组织学习的方法有个人学习,也有集体学习,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还建立了学习小组,定期召开研讨会。各地区按照中央要求,认真开展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涌现了以陈云、张闻天为代表的两个模范学习小组。

关于学习内容。主要是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具体说就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灵活地把马列主义和国际共运经验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同时还研究民族历史和当前的运动形势等。学习课程主要有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

关于学习阶段。按照学习进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93月前后至1940年上半年,主要是充分发动延安各级在职干部开展学习运动,初步建立学习制度。第二阶段从1940年下半年至19415月。这是在职干部教育学习质量提升阶段,主要标志是194010月《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的出台。通过该阶段的学习,在职干部提升了学习积极性,对政策和策略认识达到新的水平。第三阶段从19415月至19422月底。1941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至19422月底前后,逐步融入延安整风运动。

三、学习运动的两重转变

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其中有两重转变,即:从注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逐步向更加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转变;从注重理论学习向同时注重革命实践的转变。这两重转变使在职干部学习运动逐渐区别于以往中共学习运动并赋予其新的特点和历史使命,并推动其逐步融入延安整风运动。

(一)从注重学习马列理论向更加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转变

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并号召开展学习竞赛后,19381213日,中央组织部开始提出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要加紧学习,研究理论,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历史。在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李维汉也指出,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他们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俄共党史,《俄共党史简明教程》”【罗迈:《我们要学习什么?怎样学习?》,《解放》第79期,193985日。】。19401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在使用的教材方面,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初期偏重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教材。当时教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苏联的教科书,例如马列原著的辑录《哲学选辑》、翻译而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二是中共党内自己编写的教材,涉及到党的建设、中国问题教材、中国历史教材。【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4页。】此外,为了使广大干部加深理论学习,作为当时学习运动总负责的张闻天编撰了《马恩丛书》10卷、《列宁选集》20卷。一时间,延安各地区、各部门在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蔚然成风。当然,学习运动在最开始并不是一味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也要求学习中国的历史、革命运动等,但相比较而言,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占据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延安各机关干部的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此时,学习内容开始发生转变。针对马列主义学习的实际情况,194010月,中央宣传部就指出,在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应当不妨碍所承担的工作,“必要时,可暂时减少其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时间或分量,或在一定时间内推迟这方面的学习”【《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19414月,张闻天发表《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指出了只学习马列主义抽象原则的危害,他说:“我们常常还只是注意于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的学习……所以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许多没有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干部,只是成了空洞的、没有内容的、生硬的教条主义的公式。”【洛甫:《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共产党人》1941年第17期。】那么,如何来克服这种现象?一方面,中央呼吁广大在职干部要注重对中国历史知识尤其是党的历史知识以及其他各种必要的社会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作为加强策略教育和提高在职干部学习质量的主要内容。

1941年开始,学习运动内容的转变越发明显,从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主转向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19413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有了许多重要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底贡献”,毛泽东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党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参见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1941年第16期。】随后,在5月份发表的《论创造性的学习》一文中,张如心指出对于毛泽东的著作,“我们全体同志注意得还不够”,“我们的同志还没有足够地普遍地认识它的重要性,我们有某些同志还不了解:当一个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不研究和熟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我党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典型著作,因而也应该是我们全体同志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指南针之一”。【张如心:《论创造性的学习》,《解放》1941年第131132期合刊,194177日。】与此同时,毛泽东针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5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在职干部学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必须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此相关的一部重要文献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资料搜集工作其实从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本来是为中共七大作准备,但是毛泽东“在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几个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在中央会议上获得赞同,《六大以来》成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文件,在后来整风运动中也是学习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大多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决议、指示或所作的报告等,代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路线和思想。学习《六大以来》在领导干部中引起极大反响,广大干部认识到中央苏区后期党内存在的路线错误。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著作和中共历史决议文件等内容的学习,表明了学习运动正发生重要转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二)从注重理论学习向同时注重革命实践的转变

胡乔木在回忆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时说,“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0页。】。关于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在学习运动阶段性总结中已有发现,提出的对策是“克服单纯的学习,把策略教育纳入其中”,“加强策略教育的具体领导”。【《一年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解放》第127期,1941430日。】

学习运动第二重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在19411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此后,他开始着重解决干部学习中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问题。首先,毛泽东对先前已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上了“序”和“跋”予以出版,这些文集主要写于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接着,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对理论与实际脱离的现象进行批评,指出延安学习教育存在着“只知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问题,因此必须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

毛泽东指出,要坚决摒弃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主观主义态度,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态度:“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为此,要在全党系统地、周密地开展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19418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了调查研究室,毛泽东亲自担任主任一职,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92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指示中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发布,文件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运用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而不是对书本上的各种原则进行死记硬背。要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把二者联系起来。至此,在职干部学习的侧重点从“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转变为更加注重对中国实际的研究。【参见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

在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之后,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并于19421月开始在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调查。张闻天等调查了神府、兴县、米脂等地的农村,写了《神府调查经验谈》《整顿三风要联系实际》《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村政权组织要适应当前农村的特点》《基层是坚持领导工作的一面镜子》等调研报告,1943年还总结写了论著《出发归来记》及《调查日记》。19419月,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以蔡畅为团长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各县调研。1941年冬,林伯渠率领考察团奔赴甘泉、鄜县等地开展调研工作。张闻天、蔡畅、林伯渠等的调研用实际行动响应了学习运动从理论向实践转变的号召,为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出了榜样。

理论向实践转变,也成为后来全党整风学习的基本方向。需要指出的是,1941年至1942年间,中共尽管认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全党范围内对于二者联系的认识高度还不够。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解决这一问题是由整风运动完成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使我们党确立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四、学习运动全面转入延安整风运动

李维汉指出,“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就是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建议和这一决定的精神,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开始了崭新的阶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8页。】。这个“崭新的阶段”便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全面开启。随着1941121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22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及19424月《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的出台,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全面转入整风运动阶段。

首先,学习时间的衔接。如前所述,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从19393月实际已经开始,5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延安召开动员大会,随后学习运动正式展开。至1940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就延安在职干部学习教育情况进行了三次大检查并进行总结,制定了更高要求的学习计划。19401020日,中央宣传教育部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根据该决定19413月又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第三期计划》。1941121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和19422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的出台,表明了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时间持续至1942年初。19422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中正式提出整顿“三风”主题,延安整风由准备时期进入普遍整风时期。从时间上看,至19422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运动已经融入自上而下的新的学习运动——延安整风运动。

其次,学习规模的扩展。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规模的教育运动,不仅包括陕甘宁边区,也涵盖了各抗日根据地、中共在重庆和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覆盖面很广。学习运动虽然最初规模很小,但随着运动开展,范围也逐步扩大。一方面,参加学习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三次检查数据结果显示,193982074人,194054082人,第三次检查时达到4867人。【参见《一年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解放》第127期,1941430日。】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第三期计划制定之后,人数还在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从适用地区上看,学习运动最初仅仅针对延安及周边各地,但随着人数的增多,适用地区也越来越广。194112月和19422月前述两个文件的出台,标志学习运动正逐步突破延安范围开始面向全党。《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特地注明“适用于各地”,并在文件中进一步说明,“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本决定的一切基本原则,同样亦适用于其他地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页。】。《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则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所有党政军领导机关提出要求,该决定后来被列为延安整风必读的22个文件之一。与此同时,军队中大规模学习教育也开展起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连续下发了五个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学习运动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延安地区周边80里之内,党政军系统全面铺开。在此基础上,整风运动顺利开展。

再次,学习目的和内容的趋同。延安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目的是清算党内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以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统一思想认识。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两重转变,使它逐步与整风运动在目的和内容上趋于一致。19419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学习运动“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374页。】该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并特别指出,四种教育“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的加以清除或批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3页。】由此可见,学习运动的目的和内容已逐步与整风运动吻合起来,开启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

最后,学习材料的承接。为了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水平,学习运动最初主要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主,学习材料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主,但上述两重转变发生之后,学习材料也转变为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中共历史文件等为主。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后,中央列出了针对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19424月初公布的学习材料规定了18个必读文件,其后不久又增加了4个,这22个文件是基于之前的学习材料发展而来的,仍然延续着学习运动两重转变的基本特点,更加注重中国化理论材料。22份必读文件中只有6份来自苏联,主要是列宁、斯大林以及季米特洛夫的著作,其他均为中共领导人的著作或中央文件。

综上可见,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到整风运动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二者之间的衔接可谓水到渠成。在整风运动普遍开展时,广大中下层干部最初仍认为它是1939年学习运动的深入。当整个学习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非仅限于延安地区在职干部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一场面向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开启了。至此,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与整风运动顺利融为一体。

五、余论

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是中共在整风运动前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组织化的学习运动,可以将其看作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运动中后期,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习、调查研究、学习中共历史等,克服教条主义的主线日趋明晰。194112月和19422月两个有关在职干部学习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学习运动完全转入延安整风运动之中。作为一次预演,它对整风运动意义重大。

首先,它为整风运动提供了组织经验。整个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计划性强……二是组织性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45页。】。整个活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在中央,有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宣传部、高级学习组和中央总学委等组织;在地方,有各级干部教育部、各级党委宣传部、地方学习组等机构来组织和领导干部学习。这种自上而下的学习领导体制有助于学习资源的集中调配,而不是各自为政地开展,确保了学习的效果。这在中共学习教育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无论规模、效果、组织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学习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在这次学习运动基础上开展的。

其次,它为整风运动提供了理论学习的基本内容和方法。毛泽东在领导整风运动过程中,其基本思路是从号召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入手,将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高级干部转向一般干部与党员,从政治路线为主转向整顿思想方法和作风为主。【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4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和先导。党的理论水平的提升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完成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开展使广大干部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再次,它为澄清历史路线的是非问题打下了基础。学习运动过程中由毛泽东亲自组织编辑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以及整风运动中编印的《两条路线》【《两条路线》出版后,取代了《六大以来》成为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在党内引起了极好的反响,有力地澄清了历史路线的是非问题,把马列主义学习和历史实践结合起来。一方面,让在职干部明白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因没有掌握马列主义精髓而造成的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危害以及由此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对马列主义的集中学习,广大干部认识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才是真正掌握马列理论并活学活用的典范。延安在职学习运动的两重转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有效地破除了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负面影响【参见石仲泉:《忆乔木同志谈延安整风》,《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为全党深入学习并统一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起了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19391942年间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及其在发展中逐步转入整风运动,为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并逐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整风运动是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出现两重转变后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目标、途径和方式的,它是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文作者:朱益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江苏扬州225009

(责任编辑:杜栋)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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