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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关问题新探讨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8-12-29 来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关问题新探讨

王建国

 

[摘要]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毛泽东写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选择国民党一大宣言作为文献基础,借用孙中山的话语系统,强化了《分析》的针对性与战斗力,同时也使得《分析》早期文本中的“阶级”与列宁的阶级定义有所区别。为适应中共党内同志阅读,毛泽东对《分析》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了《中国青年》文本。由于毛泽东当时正大力倡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分析》才没有重点论述工农联盟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又在《中国青年》文本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对《分析》写作时间的标注和题解的写作都是以《中国青年》文本为依据。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一大宣言;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国民党右派

 

作为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笔者曾撰写《不同文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比较》【王建国:《不同文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比较》,《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对《分析》的各种文本进行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又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思考,本文就此进行陈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研读《分析》遇到的几个疑问

其一,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标注《分析》发表时间。1925121日,《分析》在《革命》第4期上发表;19262月,《中国农民》全文转载;19263月,《分析》经修改在《中国青年》连载;19518月,经再次修改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选集》1951年第一版标注发表时间为“19263月”,而1991年第二版则更改为“192512月”。为何要作这种时间上的更改呢?《毛泽东选集》第一版为什么不将时间标注为最早的发表时间“192512月”?

其二,关于《分析》的批判对象问题。《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题解”强调:“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为什么不选择党内直接交流或以书面报告的形式?退一步讲,即使要公开发表文章,也应该选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或共青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可是,最初发表《分析》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司令部创办的《革命》,转载该文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创办的《中国农民》。为何如此?

其三,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关于阶级,列宁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各国共产党划分阶级时,也基本都是以此为依据的。仔细阅读《分析》早期文本,笔者发现其中的“阶级”与列宁的定义存在明显区别。《分析》划分“阶级”的依据主要是财富,而不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由此看来,《分析》中的“阶级”的划分并非完全依据列宁的有关论述。【参见王建国:《毛泽东著作的概念史解读》,《毛泽东研究》2016年第1期。】王明就此攻击毛泽东:“他不懂得确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马克思主义准则,以及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活与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王明还特地将《分析》作为毛泽东“不懂得确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马克思主义准则”的典型例证加以批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写作《分析》时,毛泽东真的连列宁划分阶级的标准都不知道吗?

其四,关于“工农联盟”的论述。《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题解”强调,《分析》已经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应该说,这一点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文本中确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但在早期文本(包括《中国青年》文本)中,并没有专门论述工农联盟的内容,只是这样写道:“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既然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那么,文本中的“我们”也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仔细推敲,可知“我们”实际上是指“革命党”。换言之,《分析》实际上是在为“革命党”寻找“朋友”,而不是为无产阶级寻找“朋友”。此时列宁有关工农联盟的思想早已传入中国,毛泽东在《分析》早期文本中为什么不对“工农联盟”加以论述?

二、《分析》是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写成的

仔细研究《分析》最初文本,笔者找到了解答上述疑问的线索。在指出“要有‘不领错了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后,作者特地强调:“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这个宣言极其简单。”【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分析》为什么特地强调“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下称《宣言》)?又为什么说“这个宣言极其简单”?《分析》与《宣言》之间是否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将《分析》与《宣言》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内容确实紧密衔接。《分析》中说:“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为什么强调“中国革命亘三十年”?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分析》没有说明。不过,在《宣言》中给出了答案。《宣言》写道:“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52页。】如此算来,毛泽东写作《分析》时距甲午战争结束恰好30年。《宣言》还这样写道:“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颠覆满洲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第652页。】此外,《分析》中强调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宣言》则分析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因:“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域。”【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第653页。】不难看出,二者内容紧密衔接,只有参照《宣言》进行解读,才能够充分理解《分析》的有关内容。

那么,《宣言》是如何进行“敌友的分辨”的?请看:“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国民党人……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宣言》强调指出:“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第653656658页。】正如《分析》所言,《宣言》的这些分析的确“极其简单”,不过,这些内容至关重要。只要用心阅读,我们就不难发现《宣言》中的这些观点正是《分析》重点阐发的内容。

《分析》早期文本中有“知识阶级”的划分,而这样的划分方法与列宁的“阶级”定义不相吻合。其实,“知识阶级”这个术语同样出自《宣言》,上述引文中就有“知识阶级”的表述。经查证,笔者发现“知识阶级”或“有知识的阶级”是孙中山经常使用的词汇,如“俄之反革命派……为官僚与知识阶级”;“诸位文学生同武学生,都是有知识的阶级”;“革命党人都是有知识阶级的”。【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第647909页。】《宣言》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专制阶级”“中等阶级”“平民阶级”等三个阶级;无独有偶,《分析》早期文本这样写道:“详细分析则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二者划分的层次虽有区别,但划分阶级的基本依据都是财富以及权势,而不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难看出,这正是孙中山所使用的划分阶级的标准。

《分析》不仅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五个阶级,而且对每个阶级的构成所进行的分析也远比《宣言》全面。如,《宣言》认为,“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第653页。】,将军阀、官僚划入了“专制阶级”,至于大地主以及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的买办、工业家、商业家是否属于“专制阶级”,《宣言》没有加以论述。《分析》没有使用“专制阶级”这一概念,代之以“大资产阶级”,明确把买办、商业家、工业家、大地主、官僚、军阀都划入“大资产阶级”,并且强调这个阶级“乃极端的反革命派”【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略加比较,就不难发现《分析》关于其他阶级的构成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剖析同样远比《宣言》到位。

总之,《分析》与《宣言》紧密衔接,《宣言》中的不少观点被《分析》吸收采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分析》实际上是对《宣言》的展开论述,是对《宣言》有关观点的进一步深化。正因为如此,《分析》开头部分才特别强调:“这个宣言极其简单……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强调“这个宣言极其简单”,实际上就是表明《分析》是在《宣言》的基础上写成的。那么,毛泽东为何刻意强调在《宣言》的基础上写成了《分析》?

三、毛泽东写作《分析》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

《分析》以《宣言》作为写作的文献基础,而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如果《分析》针对的是共产党内部错误倾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指示,岂不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此外,《分析》开头部分特地使用的“革命党”这个概念,如果针对的是中共党内错误,使用“共产党”这个规范称呼岂不更好?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革命党”主要是指国民党。在孙中山仅2000余字的国民党一大开幕词中,“革命党”出现12次;而“国民党”仅出现7次,且均为不宜用“革命党”替代的词组。【参见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第642-644页。】同样,《宣言》也强调“革命党人”【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第653页。】。由此可见,《分析》确实是依照孙中山的话语系统写作的。这是为何呢?合理解释是:《分析》就是针对国民党右派写作的。对《分析》的写作背景进行深入探讨,更能确证这一点。

毋庸讳言,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一种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19242月,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指出,“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当时国共合作刚刚形成,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就已经攻击排挤共产党员,足以说明国民党右派势力实在不容小觑。19251月,中共四大明确要求:“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1页。】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右倾化已经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已经把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作为重要任务提出,并进行了相应的部署。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右派有所顾忌,及至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活动日益猖獗。19257月,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公开叫嚣:“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民主义,老实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心里想的,口上说的,手上作的,都要一样,才可以取得国民的同情,集合国民的力量。如果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是国民革命,让一般国民看不出真象,认不清需要。共产的条件,既不会因空想而具备。国民革命又因此生出许多障碍。”“中国国民党内,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固而秘密的C.P.C.Y.(即共产党和共青团——引者注)的小团体,如果我们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没有特殊的团结,深刻的觉悟,严密的训练和组织,是一定不能完成国民革命大事业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第371-372377页。】国民党右派邵元冲这样评价:“前天季陶来,又给一册原稿把我看,题目是‘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我细读了一遍,一面读,心里不觉的一阵一阵的痛……季陶所取的方法,所持的态度,我以为都是正当的。并且我还要对全党的同志说一句话,季陶的这一个意见,是他在‘政治的负责者’的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在全党同志,大家觉悟起来,对于这危亡的伟大民族的前途,切切实实地负起责任,把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方法去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79-381页。】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却未组织有力的反击。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戴季陶那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似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经典。陈延年告诉我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送给鲍罗廷看,鲍罗廷表示戴季陶站在国民党立场说话,未可厚非;鲍罗廷并指出他对什么事都有办法,只有解决国共纠纷他无能为力。因而陈延年除了指斥戴季陶和孙文主义学会为新右派之外,别无他法。【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于是利用“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勇敢地担负起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的历史重任。

1020日,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毛泽东严正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不难看出,毛泽东完全是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阐释三民主义,宣传新三民主义,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右派。125日,《分析》发表的第四天,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明确将“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安福系、联治派并列为“反动派”。毛泽东严肃强调:“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由此看来,毛泽东写作《分析》就是为了“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就是为了反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正因为如此,《分析》将锋芒直指戴季陶:“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把戴季陶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就是明确将戴季陶定性为“反动派”。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的正统阐释者自居。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刻意选择《宣言》作为写作《分析》的基本依据了。《宣言》是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的,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这样强调:“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并应使之实现。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此次开会所定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系于本党改组前途者至为重要……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第648649页。】孙中山的《国事遗嘱》更是这样写道:“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是所至嘱。”【魏新柏选编《孙中山著作选编》(下),第925页。】毛泽东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写作《分析》,以孙中山极端重视的《宣言》作为写作的文献依据,就是要充分借用孙中山的权威,更加有力地抨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毫无疑问,充分用孙中山的话语系统反击打扮成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国民党右派,的确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策略选择。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别无选择。因为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说过:“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丁晓平编注《陈独秀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页。】如果毛泽东不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并借用孙中山的话语系统抨击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右派极有可能利用孙中山的上述言论更加疯狂地制造国共分裂。

认识到毛泽东最初写作《分析》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将《分析》首先在《革命》以及《中国农民》上发表;也就容易理解《分析》没有完全按照列宁的阶级定义来论述,而依照孙中山的“阶级”观念进行分析的缘由了。由此看来,把《分析》作为毛泽东“不懂得确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马克思主义准则”的例证,恰恰说明王明没有真正读懂毛泽东的这篇经典著作。

四、毛泽东专门为中共党内同志改写了《中国青年》文本

《分析》一文在《革命》和《中国农民》发表后,又在汕头、广州出版了单行本。这样,《分析》的影响迅速扩大。为了避免引发中共党内同志的误解,也为了向中共党内同志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将《分析》认真修改后在《中国青年》发表。《中国青年》是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192310月在上海创刊,19262月由上海迁到广州。313日,在《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毛泽东将改写过的《分析》再次发表,这就形成了《分析》的《中国青年》文本。因为刚刚迁到广州,《中国青年》的发行范围很小,因而也就显得鲜为人知。因此,一般人不会注意《分析》问世不久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本。

与最初文本比较,《中国青年》文本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文本开头便气势逼人:“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问: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很显然,毛泽东是在严厉批判国民党右派,同时是在向“革命党”喊话:一定要具备做好“群众的向导”“这个本领”!《中国青年》文本将这部分内容修改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不失败的。我们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青年(汇刊)》第5集,中国青年社1926年版,第435页。】《中国青年》文本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完全是一种谈心的风格。

正因为给中共党内同志阅读,最初文本中一些不便于明说的观点,《中国青年》文本可以直截了当地予以阐述。最初文本写道,“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中国青年》文本改写为:“大资产阶级……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青年(汇刊)》第5集,第435-436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修改,不仅意味着国家主义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而且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这种“极端的反革命派”关系很是紧密,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分析》最初文本没有提及国民党右派,《中国青年》文本明确写道:“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主张的代表为国民党右派。”将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右派。最初文本将戴季陶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表,《中国青年》文本直接指出戴季陶就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这就意味着,《分析》已经由借批判国家主义批判戴季陶等人,转化为通过批判戴季陶来批判国民党右派。

《分析》最初文本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一定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变为我们正面的敌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这部分内容在《中国青年》文本中未加改动,但提供给读者的信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青年》文本明确告诫中共党内同志:不仅国民党右派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一定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变为我们正面的敌人”,而且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可能“变为完全的反革命”,变为“我们正面的敌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这部分内容进行了较大修改。如果将《中国青年》文本与《毛泽东选集》文本进行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选集》文本的这部分内容温和而理性;《中国青年》文本则锋芒毕露,绝无妥协的余地。《毛泽东选集》文本适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环境中阅读,有利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而《中国青年》文本振聋发聩的措辞更适合警醒党内同志:对随时可能叛变革命的同盟者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始终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19251121日,在《分析》发表前十余天,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毛泽东坦陈,“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8-19页。】。由此可见,写作《分析》时毛泽东就已经认定“中产阶级右翼”应该被打倒。换言之,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右派必须打倒。

《分析》最初文本有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欧西资本主义国内各阶级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因为现代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资本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内容在《中国青年》文本中被删除。要搞清楚删除这部分内容的原因,首先要弄清楚“民族革命”的内涵。1920726日,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强调:“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我们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革命阶级”。“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由此可见,所谓“民族革命”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初文本中的这部分内容是向“革命党”喊话,是为了大力争取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中间分子。《中国青年》文本将这部分内容删除,应是为了避免中共党内同志沉湎于“民族革命”而忘却“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再看最初文本的末尾:“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即现时非敌也去敌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刻提防他。”【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在《中国青年》文本中,毛泽东没有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只是将结尾的句号改为感叹号。这个改动颇有深意:最初文本是在耐心地奉劝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巩固国共合作;《中国青年》文本则是向中共党内同志再次呼吁: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提防“盟友”叛变革命。

经过修改,《分析》事实上已经由抨击国民党右派的著作,转化为和党内同志进行交流的文本。经过仔细比较,笔者发现《毛泽东选集》文本是在《中国青年》文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也许正因为《中国青年》文本是专门为中共党内同志改写的,且《毛泽东选集》中的《分析》是在《中国青年》文本基础上整理而成,《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才将《分析》的发表时间标注为19263月”。不难看出,“题解”强调《分析》批评陈独秀、张国焘的错误,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青年》文本。由此看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间标注和“题解”的写作是有所考虑的。

五、早期文本缘何没有重点论述“工农联盟”问题

《毛泽东选集》“题解”强调,陈独秀、张国焘都感觉无产阶级力量不足,但不知道如何争取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选集》中《分析》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但《分析》早期文本中并没有关于工农联盟的论述,对此如何理解呢?

要弄清楚这个疑问,必须弄清楚“工农联盟”的内涵。1917年,列宁专门论述了“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问题:“我在讲话中提到工人布尔什维克同目前许多农民所信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问题时作过论证,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页。】列宁的论述中有两个要点:其一,“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与“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联盟;其二,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有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列宁的有关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思想,在中共也受到重视。1922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特别强调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大要素”,“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8页。】。11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98页。】。1923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出如下指示:“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应该说,共产国际指示中的“工农联盟”与列宁指出的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有区别的。但共产国际关于“工农联盟”的指示并没有引起陈独秀的足够重视。这一点,可以从刘仁静的叙述中得以佐证:“党内政治上的分歧,直至一九二三年第三次党代会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才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是陈独秀,主张一切归国民党,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认为孙中山是天然的国民革命的领袖。另一方面,毛主席主张应该依靠工人、贫农,认为中农和富农是靠不住的,有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毛主席在会上没有以自己的意见驳斥陈独秀的意见,会后曾同我谈起上述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19251月,中共四大强调,“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为此,《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特别指出,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共产党人必须“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820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议决案写入了上述内容,陈独秀依然没有完全接受“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曾经这样告诉斯诺:在《分析》中,原本写入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以及积极地组织农民等内容。当时,这个文本提交给陈独秀,希望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出版,陈独秀的态度是坚决拒绝。【参见《毛泽东自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67-69页。】如果陈独秀真的接受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就不应该持如此激烈的反对意见。应该说,陈独秀对待《分析》的态度恰好证明《中国青年》文本是针对陈独秀错误而修改的。至于说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对农民运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可见,“题解”所强调的《分析》批评陈独秀、张国焘不知道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的说法是有充分依据的。

笔者认为,《分析》之所以没有专门论述“工农联盟”,可能与“农民”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曾讲到:“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8页。】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当时正大力倡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1926110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的影响》中写道:“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断言:“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30页。】《分析》在最后高呼:“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这一数据是如何得来的呢?毛泽东将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农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阶级全部作为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共四千五百万”;将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作为“半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共二万万”;小资产阶级划分为富资部分、自足部分、不足部分等三个部分,“共一万万五千万”。【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这样的口号和数据显然与“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相契合。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大力倡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成为当时和其后一段时间中共的主流话语词汇。19284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中强调:“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之内,领导着左派与豪绅、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成为事实”;“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呢?它在决定反蒋的开始,就已经受着武汉内部豪绅、资产阶级势力的威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76272273页。】193512月,毛泽东主导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写道:“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页。】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这样强调,“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在大力倡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背景下,毛泽东不太可能在《分析》早期文本中重点论述工农联盟问题。

毛泽东首次明确论述工农联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6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这样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页。】在重申“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可见毛泽东对“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一贯重视。不难看出,《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特地强调“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完全是因为新中国已经明确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换言之,正因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所强调的“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的条件已经具备,“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自然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分析》进一步修改,并在“题解”中强调工农联盟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六、结语

《分析》是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分析》的最初文本主要针对国民党右派,毛泽东随即根据中共党内需要进行了改写,从而形成了《中国青年》文本。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青年》文本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文本。面向不同的读者群体,各种文本自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总的来看,早期文本(包括《中国青年》文本)的分析是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毛泽东选集》文本的分析则是具有总结性、回顾性的。毛泽东是政治家,《毛泽东选集》是作为政治学习读本而不是历史资料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文本的修订以及“题解”的写作,必然要重点考虑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需要,进而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合适的阅读角度,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与早期文本的显著差别。只有深入研究不同时期的文本,弄清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才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毛泽东的这一经典文献,进而更加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本文作者:王建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江苏南京211101

(责任编辑:樊宪雷)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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