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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机机长回忆: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民航飞向世界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8-07-19 来源:
    

专机机长回忆: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民航飞向世界

徐柏龄

 

编者按:周恩来十分关心中国的民航事业,他批示的“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三句话,是中国民航长期坚持的工作方针。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原周恩来总理专机机长徐柏龄,他深情回忆了周恩来关心民航事业,带领中国民航飞向世界的历史细节,详细讲述了他与周恩来的相交以及在远航非洲过程中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现将采访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2018年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我们深切地怀念他老人家。周总理的伟大一生,为中国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为世界人民谋和平,深受中国人民爱戴和世界人民崇敬。

中国民航从初建到发展壮大,时时都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第一次执行专机任务

我是1954年从空军调到中国民航工作的,第一次执行周总理的专机任务是在1957年8月2日,民航北京管理处飞行大队大队长张瑞霭带领我从北京飞往青岛。领受任务的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没有睡得很好,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够为伟人驾机飞行,感到无尚光荣;紧张的是怕自己飞不好。

专机起飞前,我们先参加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总理一架伊尔14专机的交接仪式。交接结束后,周总理对民航局局长邝任农说:“这架飞机其他中央领导都可以用,也可以作为航班飞行。”这架飞机承担多年飞行任务“退役”后,现在停放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随后,周总理登上我们飞往青岛的飞机。他没有直接进入客舱休息,而是先到驾驶舱看望飞行员,与飞行员们一一握手。周总理看见我有些陌生,张瑞霭立即介绍说:“他叫徐柏龄。”周总理握住我的手,慈祥而深挚的目光注视着我,关切地问道:“徐柏龄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呀?”我回答说:“浙江!”“浙江是个好地方。今年多大了?”“25岁。”“好,年轻有为!”周总理温和的话语就像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让我紧张的情绪缓解了,感到亲切和温暖,使我永生难忘。

从此,我开始了长达17年在国内和国外的周恩来总理专机飞行,完成了许多重要和特殊的飞行任务,有幸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导。

“保证安全第一”

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周总理非常关心中国民航的飞行安全和飞向世界。

1956年4月11日,中国民航开辟中国—缅甸国际航线,民航北京管理处飞行大队担负着首航任务,使用苏联的伊尔14双发动机的螺旋桨活塞式飞机。这种飞机升限不高,昆明至缅甸曼德勒航段均为山区,只有保山一个导航台,信号还不好。夏季午后这条航线上经常出现浓积云、雷雨云,云层高达万米。那时候飞机上没有雷达,全凭飞行员的经验和感觉在云中穿梭绕行,有时连自己的飞行位置都难以确定,飞机误入浓积云或雷雨云是常有的事,颠簸很厉害。有的旅客呕吐到无法忍受,甚至恳求乘务员打开舱门让他跳下去。我曾多次承担这段航线的飞行工作,深切地感到,能够保证飞行安全实属不易。

周总理对我们的航行非常关心。安全飞行一周年后,中国民航局向国务院呈上总结报告,周总理看了报告后,亲笔批示三句话:“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这三句话既科学又辩证,契合民航实际,从此成为指导中国民航工作的方针。特别是对飞行安全这一点,周总理从来都坚持到底。“文革”期间,有人用“政治第一”抵制“安全第一”的批示。周总理说:“民航天天飞,不安全怎么行啊,总不能天天摔飞机吧!‘安全第一’和‘政治第一’是两个范畴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乱扣帽子。民航在安全上要抓紧,否则,怎么能保证每天飞行啊?要很好地抓一下。”

“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周总理经常率团出访。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民航尚无可承担国家领导人出国任务的专机,只得租用外国的飞机。这样一来,一方面飞行安全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也有损于国家形象和民族自尊心。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直接掌控租用的外国专机,被敌人钻了空子。他们买通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把定时炸弹带上飞机。如果由我们自己掌控飞机,对飞机的看管、备餐、卫生、行李装卸等程序严格控制和安检,对外国人接触飞机严格监督,敌人就没有得手的机会。这次历史悲剧,中国民航人铭刻在心,都期盼有一天能够驾驶自己的专机,为周总理分忧,为国家出力。

1965年6月底,按计划第二次亚非会议【1965年6月26日,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到1965年11月5日在阿尔及尔举行;11月2日,亚非会议45国外长筹备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无限期推迟。】将在非洲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召开。筹备过程中,周总理先要访问亚非一些国家做团结友好工作。3月下旬,周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葬礼时,周总理一行租用的是巴基斯坦的飞机。飞机抵达后,罗方有些人窃窃私语,他们迎接的外国领导人都乘坐本国飞机,哪怕一些欧洲小国也是如此,而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总理却租用别国飞机。使馆同志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周总理。回国时,周总理在客舱里,看到巴基斯坦飞机翼上喷的“PIA”(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触动很大,决心要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远航非洲。他把随机出访的中国民航总局指挥部参谋长王建功叫到跟前,对他说:“中国民航要飞出去,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我带领你们远航非洲”

回国以后,王建功把周总理的意见给邝任农作了汇报,民航总局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由中国民航飞机载着周总理出访非洲。并决定要派出双套飞行人员参与这项任务,以方便轮换,适应长途飞行的要求。

消息传来,我们兴奋不已。但是,要飞出去,困难很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封锁,我国引进不了世界上先进飞机;同时无法索取沿线国家的机场资料、通讯导航资料和气象资料,只能依靠我国驻外机构收集一些零碎的航行资料。当时我国拥有的最先进飞机,是苏式伊尔18飞机。但即使是这种飞机,仍是既飞不高也飞不远。飞越昆仑雪山,若遇到恶劣天气可能飞不过去,发动机在苏丹高温情况下,也可能起动不起来,安全风险很大。有人担心:“就算能飞过去,万一飞不回来怎么办?”但是,民航人有志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的机务工程师们集思广益攻克难关,对发动机进行了改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了热带地区的起动问题。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周总理的安全,我们先行试航。1965年5月28日,试航非洲坦桑尼亚开始了,我们驾驶伊尔18-208专机熟悉飞行航路,了解天气情况,沟通与地面通信联系,记录起飞和降落机场跑道延长线上的地形地貌等资料,比如高楼、桥梁、树林等。

当试航顺利返航时,周总理对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已经启程。周总理先乘坐我国空军飞机飞到拉瓦尔品第,再换乘巴航专机飞抵卡拉奇。我们因为时间来不及回到北京迎接周总理,只能到卡拉奇等候周总理到来。

6月3日,周总理快步登上我们驾驶的专机。他的心情特别好,满面笑容走进我们的驾驶舱,一边有力地和我们一一握手,一边坚定地说:“我带领你们远航非洲。”

飞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专机从卡拉奇起飞后,第一站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当飞机对正跑道要准备降落时,突然间跑道灯全部熄灭了,驾驶舱内顿时紧张起来,怎么跑道灯没了?如果巴格达机场降落不了,就要去叙利亚大马士革机场备降,也不知道那里天气如何。凭借天空一点余光,飞机继续下降,按照试航时记录跑道延长线上的地形,飞过铁桥前方是一排树林,过了树林就是跑道。飞行员沉着操纵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当飞机滑行到客机坪时,天色全黑了,周总理下不了飞机,我们建议让前来迎接的汽车排成一行打开车灯,再加上飞机滑行灯照亮机坪就可以让周总理下机。同时,我们还想到更严重的情况,为什么机场突然全部停电?会不会是敌人阴谋搞破坏,搞暗杀或是地面事故?警卫人员和专机组同志高度警惕,全力以赴保卫着周总理的安全。

周总理下飞机后,和伊拉克总统热情握手,原定在机场候机室会谈,因为机场没有灯光临时改到市区总统府。45分钟后,机场供电恢复了,我们加好油继续飞往埃及首都开罗。

雄鹰初次展翅,第一站就遇到了险情,后面的道路能否平坦?

“相信他们能够安全降落”

飞行途中一站停靠苏丹喀土穆机场。苏丹地处非洲东北部,气候十分炎热,虽然发动机进行过改装,但为了防止万一,我们还是选择在气温比较低的黎明时分到达喀土穆机场。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专机抵达喀土穆机场时,却遇到了赤道锋面,飞机发生强烈颠簸。像这样的强烈颠簸,在我多年飞行生涯中从未遇见过,飞机结构发出吱呀呀的可怕响声,似乎要散架子。要说当时不害怕是假的,但是我想到后面坐的是周总理,一定要保证他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代表团人员有的呕吐很厉害,精神也很紧张。周总理泰然自若地对身边的人员说:“没有关系,这种情况我遇见的多了,不要害怕紧张,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行员有经验,相信他们能够安全降落。”周总理的话给了大家极大的安慰。

飞机从400米高度对正跑道下降着陆时,遇到风切变,先是大逆风后转为大顺风。平时飞机下降着陆时,减少油门就可以降低飞行速度,这次却不然。由于是大顺风,我把油门收至0位,飞行速度仍下不来,真是急死人呀!在飞行组密切配合下,终于安全降落了。打开飞机舱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双脚踏在机坪柏油道面上,似乎踩上了海绵垫,领略了非洲高温的厉害。

周总理结束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后,第二天就要启程回国。但代表团突然收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苏丹政变,天空关闭。”眼看着周总理被困非洲,大家十分着急。

当时非洲国家同我国建交的不多,仅此一条航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借道。埃塞俄比亚当时与我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和代表团分别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做工作:先由外交部向埃方正式发出照会申请借道;又指示代表团与坦桑尼亚总统商谈,借用他们两国元首之间的友好关系借道。通过两方面努力,埃塞俄比亚政府同意我国专机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降落。但是我们飞行员没有航行资料和机场资料,心急如焚,必须请求坦桑尼亚民航局帮忙。

6月8日17时16分,208专机从坦桑尼亚起飞,向着陌生的高原机场“探索”飞去。当飞机快要抵达亚的斯亚贝巴机场时,前方一大片雷雨区,乌云伴随着闪电和大雨向机场方向压过来。眼看飞机要与雷雨争抢跑道,飞机必须抢在雷雨到达机场之前降落,我们立即加大了油门追赶。当飞机放下起落架请求降落时,塔台指挥员发出让我们震惊的指令“复飞”!“复飞”?这太危险了!“复飞”飞机就要进入雷雨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也没有第二个备降机场可去,人生地不熟。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飞行员仔细观察跑道上没有任何障碍物危及飞机安全,于是果断地决定降落下去。

当飞机安全降落,冲到跑道中心线时,雷雨也到达跑道上空,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暴雨打在机身上啪啪作响,真是好险呀!

飞机滑到候机楼旁,周总理走出机舱。埃塞俄比亚政府官员前来迎接,周总理抓住时机做友好工作。

“我们唱支歌吧”

紧张的访问工作加上长途飞行,周总理很辛苦。乘务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想方设法让周总理在回国途中好好睡一觉。6月9日16时37分,从卡拉奇起飞后,周总理睡得很好,一觉醒来飞机就要飞越中巴国境线,飞入国内。打开飞机侧窗,俯视巍巍昆仑雪山,周总理格外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带领民航人远航,安全地飞出去并飞回来;并且这次访问也很成功,所以心情很好。他从座椅上欣然而起,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说:“我们唱支歌吧!就唱《东方红》!”大家热烈响应。周总理兴致勃勃地打着拍子,客舱里回荡起充满深情的旋律。《东方红》的余音回响时,周总理意犹未尽地说道:“再唱一首《红梅赞》吧!”客舱里又回荡起激昂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这时飞机飞越昆仑雪山,仿佛我们的双脚就踩在冰霜上,此情此景,多么富有诗意啊!这歌声久久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唱完歌后,周总理看了一下窗外,全是群山狭谷。他问专机领队张瑞霭:“这下面有人住吗?”张瑞霭回答说:“这里有一个空军导航站。建站时,所有器材设备都是战士们人抬肩扛,运到山上去的。”周总理说:“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发份慰问电。”红旗拉甫山口导航站的官兵们收到周总理的慰问电,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加努力地完成各项任务。从此,他们年年被评为空军先进导航站。

我们飞行和经停过站长达近30小时,专机于20时15分安全降落在甘肃省酒泉基地。周总理没有马上离去,而在机场停机坪上等候和专机组全体同志合影,我们留下了一帧难忘的纪念画面。

6月10日我们从酒泉起飞,于12时55分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周总理对前来迎接的邝任农说:“飞行得很好嘛!安全地飞出去,又安全地飞回来了。中国民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大家很辛苦,要给专机组的同志们记功!”于是民航总局党委作出决定:给伊尔18-208专机组记了集体二等功。

在周恩来总理带领下,远航非洲取得圆满成功!之前,我们大多在国门周边飞行,比如朝鲜、越南、缅甸、巴基斯坦,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路程。在周总理的带领下,我们飞出去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飞行经验,为中国民航飞向全世界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空大国,中国民航的飞机,承载着五星红旗,飞遍五洲四海,传送中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民航如周恩来总理所愿飞遍了全世界!

(本文作者:徐柏龄,中国民航局原副局长、总飞行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首任总裁,北京100710)

(责任编辑:茅文婷)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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