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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任弼时的群众路线思想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9-08 来源:
    

论任弼时的群众路线思想

王晓荣  丁晓宇

 

任弼时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和处理党群关系,自觉将党的群众观贯彻于经济、军事、青年和党建等各方面工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任弼时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是其生平与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学术界对此进行集中研究的相对较少,本文试对此作一梳理和总结。

一、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不可摧毁的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核心是充分肯定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任弼时对此有着深刻理解和把握,并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关于依靠群众力量与实现党的领导之间关系的思想观点。

(一)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力量

列宁曾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这就是说,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党夺取并保持领导权的前提条件。任弼时的革命生涯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始终,1925年,他年仅21岁即担任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参与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针对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忽视人民群众力量,希望通过稳住国民党上层来维系统一战线,结果放弃领导权并使党遭受极大损失的教训,任弼时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苏维埃革命时期,党在各地发动革命暴动,任弼时敏锐注意到暴动成败的重要条件是是否依靠群众,他分析说,“过去各地暴动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群众本身没有组织,缺少暴动意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如果脱离群众,只凭自己的主观设想就贸然发动暴动,就极易走向冒险主义和玩弄暴动,造成民众牺牲的“罪过”。他反复强调,暴动必须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只有当群众具有夺取政权的意识和组织力量并且统治阶级已经动摇了的时候,通过周密部署,才能发布暴动命令。

经历革命斗争的曲折发展,党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越来越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并自觉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发动组织群众来推动革命发展。抗日战争初期,任弼时担任八路军第一任首席政治首长,亲临山西抗战前线指导工作。为了给敌后作战创造条件,八路军总部明确指示各部队:“猛烈开展地方工作,动员扩大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本身”【转引自《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页。】,任弼时在调配干部组织地方工作队时还特别强调说:“贯彻上面的方针,最根本一条是发动群众抓武装”【王平:《初到阜平》,《北京日报》1965817日。】,真正依靠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思想指导下,薄一波等利用“牺盟会”的合法地位广泛发动群众,在许多地方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在武装民众的竞赛中远远跑在了阎锡山的前面,为八路军后来在华北地区开展“山雀满天飞”的游击战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段成功经验让任弼时对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深有感触,他在向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埃文斯·卡尔逊介绍八路军政治工作情况时说:“军队好比是鱼,人民好比是鱼游泳中的水”【《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即军队依靠群众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才能生存、巩固和发展。1944年,为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派遣军队南下,挺进湘鄂赣粤。任弼时在向整装待发的第一支南下军队讲话时指出:“大家都知道,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就是脚也站不稳的”,因此,南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千百万的群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他深信,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量,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完成民族解放事业。

(二)善于向群众学习

相信群众中蕴藏着伟大创造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善于向群众学习,才能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中汲取营养、提炼经验。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要了解实际情况并掌握政策,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才能做好工作。任弼时遵循这一精神并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将能否善于向群众学习提到关乎党的正确领导的高度来认识,认为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就要“先向群众学习”。1943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他专门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5页。】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阐释。其中指出,共产党员能否善于向群众学习,“绝不是一个能够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他还分别论证指出: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实践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只要我们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和革命规律,就能使盲目的行动变为自由和自觉,就能“在领导群众的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之中虚心学习,才能真正联系群众并获取智慧。

以“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基层向群众实践学习和调研,以提升党的理论政策的实效性,是任弼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品格和工作作风。1947年,由于陈伯达、康生在土改试点区扩大打击面,错划阶级成分,影响到其他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造成“左”倾错误蔓延之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任弼时利用在钱家河养病的机会,深入30几个村庄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他亲自访问农民,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在认真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并详细阅读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437页。】的长篇报告,正确指导了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曾任任弼时政治秘书的师哲在回忆任弼时时,谈到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任弼时十分善于向群众学习。1948年,在党中央从陕北东迁河北西柏坡途中,任弼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在山西的临县、兴县、神池、五寨、代县,河北的建平和平山,每到一处,他就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是围绕着土改、生产、群众生活、党群关系等等,认真考察我党各项政策在实际中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效与反应等,以求改进党的工作。【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74页。】

二、党员要“与群众融成一片”

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使任弼时认识到,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之中并获取群众支持的过程,他说:“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因此,我们“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他还结合革命斗争中的不同环境条件具体分析了怎样联系群众的问题。

(一)白色恐怖下的党群关系

取得和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是党在白区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大革命失败后的险恶形势,任弼时提出,革命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党的群众工作的方法就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若是“依着国共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其结果“不是脱离群众,毫不起一点领导斗争的作用,就是一动作便遭破坏,而致干部损失组织瓦解。”【《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他还认真分析了在这种国民党残酷压迫而群众革命力量有待复兴的客观条件下,作为秘密的革命政党,如何对群众进行政治领导的问题,提出要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建立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政治主张深入群众。在城市工作中,切忌把武力胁迫工人罢工暴动作为工人斗争的目标,要重视那些小的能够争取群众的斗争,根据群众条件逐渐发展,把培养群众暴动意识作为最紧迫的工作;在未割据区的农村,要重视农民群众的经常组织工作,把扩大群众组织、取得群众的信仰作为判断斗争胜败的标准。他认为,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发展革命力量,但更要注意保护革命力量,而正确认识和处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具有决定意义。1929年,任弼时发表《争取公开机会的意义与教训》一文指出:“秘密的党必须善于运用公开或半公开机会,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号召群众起来行动,只有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强固党在群众中的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这一年,江苏省委宣告成立了上海工会联合会,由任弼时负责联系“工联会”的党团,开展上海地区的基层群众工作。与“工联会”同时建立的另一个群众性组织是“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它与“工联会”、共青团密切协作,使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取得和群众的联系,使党在组织上有了依托。总之,在秘密斗争环境下,党要学会根据当时当地情况,正确建立与群众的关系,恰当地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在联系群众中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

(二)和平环境中的党群关系

在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政权,就必须时刻注意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使党员融入群众之中,获取群众的社会支持。1931年,任弼时在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5页。】。那么,在完全公开的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呢?第一,改造和强健支部组织与工作。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密切党与群众关系的中介,如果党部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要把建立健全党部工作作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第二,反对错误思想倾向,建立新的领导方式。密切联系群众的首要前提是党员干部具有群众观念。由于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而不能“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因此党要不断探索建立新的领导方式,克服错误的思想倾向。

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堪称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与他共同革命的共产党人对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有感触。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任弼时出席了兴国县团代会。会议结束后,县委书记周爱民陪同任弼时在兴国县做扩红调研工作,他“发现任弼时同志最大的长处是没有官架子。尽管言语不太相通,但是他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程度”【《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页。】。任弼时的秘书王恩茂也认为,“任弼时有非常好的民主作风,充分的群众观念,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喜欢听取来自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就是一些不好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他也愿意听”【《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任弼时逝世后,贺龙曾深情回忆他与任弼时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经历,对其艰苦深入的地方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三、党的政策主张与实践活动要“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要求”

任弼时认为,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就必须使党的政策主张和实践活动“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因为只有代表广大群众意见,为群众谋利益,才能获得群众的真心拥护。

(一)党的政策主张要代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党的政策与主张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是党的特殊性质、地位和使命所决定的。任弼时在革命实践中一直强调,共产党员要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倾听大多数群众的呼声,征求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学习一切新的伟大的革命事业”【《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形势,但党的决策一度受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革命热情的盲目爆发导致了革命力量连遭损失,任弼时经过反思认识到,这种形式上热烈的革命暴动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际要求是脱节的。他认为,革命暴动需要群众,但群众的发动不是凭着主观主义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张就能实现的,它需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需要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群众从本身利益(阶级利益)的争斗中,去了解去认识,进而去组织自己,去培养暴动的意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因此必须反对试图代替广大群众斗争的包办主义。那么,如何使党的主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呢?他指出,这不仅需要“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而且要“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这就要求通过耐心的宣传教育和事实说明,使群众感到党的方针政策是对他们有利的,从而“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二)党的实践活动要为群众谋利益

《共产党宣言》坦率指出,是否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毛泽东也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庄严宣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任弼时将这一信条认真贯彻于革命实践,提出要把革命目标与群众的现实利益相结合,为此就必须树立“群众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群众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损失”【《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3544页。】的观念,经常“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期间,他多次向官兵强调:“少说空话,多做实际工作,少空谈,多做些改善群众生活的日常事业,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起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19365月,任弼时对部队讲话说:“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页。】抗日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日,任弼时认为,军队要得到群众的爱戴,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军队要为群众排忧解难,不侵犯群众利益,要知道“破坏群众利益,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欺骗民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为了解决“鱼大水小”的问题,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任弼时从吃、穿、用、烧等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并一一作出周密计算,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思路:在保障六万人生存和事业发展的基础上,照顾人民生活;培育民力,开辟财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606页。】由此不难看出,边区的“减负”是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保护人民群众参加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任弼时深知:“如果没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那人民是不会拥护的。人民就特别看实际利益,近两年人民歌颂共产党就是这个道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

四、开展群众工作要“掌握细致精巧的领导艺术”

任弼时认为,领导群众的工作“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它要求领导干部从群众的实际情况出发,凭借经验和技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正确运用党的方针政策,领导群众推动革命事业发展。

(一)领导群众首先要会懂群众

任弼时认为,革命政党取得政权、实现领导的基石是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而领导群众的前提是懂得群众。为此,党员干部首先要“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务求深入群众生活,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并根据可能条件和群众需求去决定党的方针政策。其次,党要注重在日常工作中结合群众的习惯来做好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帮助群众认清形势,领会党的方针政策,鼓起群众的革命热情,并选择恰当时机组织群众的革命行动。

(二)抓住中心工作

开展群众工作必须正确分析和抓住主要矛盾,任弼时说:“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去进行”【《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必须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敏锐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要善于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的环节,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任弼时:《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笔记》,《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8页。】。他特别谈到,抗战时期的特殊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在长期抗战中加强根据地建设,为此,必须明确中心工作并采取适应新环境的工作方法,党员干部必须改掉动员工作中粗枝大叶的毛病,转到细密精致的组织发展生产上来,增强战争供给,巩固抗日根据地。

(三)培养优良作风

任弼时认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领导群众实现群众利益,就必须改变领导方式,培养优良作风。首先是打破公式主义,发挥创造能力。就是在干部中提倡雷厉风行多做实事的作风,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并善于在实践中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其次,反对官僚主义,提倡调查研究。任弼时认为,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脱离群众,它表现在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各个方面,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办法,一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切忌做不顾环境条件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再次,发扬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这是转变工作作风、认识和纠正错误的关键,有助于更好地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任弼时在党内有个为人熟知的称号:“骆驼”,即“中国人民的骆驼”,这实际上是对其群众观念、群众情结和群众影响的概括,也体现了其政治品格和人格风范的生动形象。他在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从革命发展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进行理论分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来武装干部和党员,对执政党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在当前,总结任弼时的群众路线思想,学习任弼时一切为民的“骆驼精神”,有助于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增强党员干部的群众感情,不断提高群众工作的责任和能力,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凝聚力量。

(作者王晓荣,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丁晓宇,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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