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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5-17 来源:
    

2010年以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李庆刚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蕴含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一问题一直是党史国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出于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需要,笔者曾对国内学术界关于“大跃进”运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过跟踪考察【参见李庆刚的《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和《近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近年来,随着形势发展和学术研究自身规律的演进,学术界对“大跃进”的研究又有众多成果涌现,笔者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接力续篇,对“大跃进”研究的有关问题作一综述。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主要以2010年以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文章(包括当事人的回忆)为考察对象。

一、关于“大跃进”发动的原因

“大跃进”的发动,是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黄红宾总结其原因有国际背景(主要是苏联因素)、反右派斗争、毛泽东的使命感及忧患意识、缺乏有效监督的体制四个方面。张凯认为,突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赶超”思想是外部诱因;摆脱苏联模式,急于改变国内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内部动力;党内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左”倾思想是社会基础;毛泽东的强力推动是个人因素。王向清认为,“大跃进”运动开展的原因,一是理想与现实张力的失衡,二是唯意志论盛行,三是对以往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的不当采借。

关于“大跃进”发动的国际因素。吴继轩从国际视角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原因。张春慧、刘庆乐从苏联模式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和个人崇拜等原因导致“大跃进”的发动。李景贤认为,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把苏联比下去。武国友认为,“大跃进”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大潮涌入中国的一股支流,是人民共和国为尽早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迅速奠定强大物质基础而发动的一场“冒进”式运动。

还有学者探究了推动“大跃进”发动的有关会议的情况。王向清认为,为确保“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展开,中共中央及直属部门在“大跃进”时期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会议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会议的高密度性;三是会议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由“左”渐渐演变为纠“左”;四是会议议题的紧迫性。庾新顺指出,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的分歧。项东民等分析了八大二次会议宣传高速度思想对“大跃进”的影响。罗平汉则对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

关于“大跃进”发动的其他因素。赵文分析认为,当时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盲目从众、恶性竞争、浮夸攀比等不良社会心理,助推了运动的发动。廖灵丹认为,信息失真是导致“大跃进”发动的重要原因。王润东认为,“大跃进”的决策之所以能够在党内通过,党员行为规范的约束起了重要作用。王向清等认为,唯意志论是“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据:大破条件论,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以制度优越论代替条件论,误用类比推理。李淑妍认为,“不断革命论”是“大跃进”发动的理论基础。李春峰则认为,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为“大跃进”的萌生、发展与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准备。

可以看出,与2010年以前的研究成果相比,2010年以来关于“大跃进”发动原因的分析仍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点,但就发表的成果来说,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观点的居多,具有思想深度和创新观点的文章并不多。

二、关于地方“大跃进”的研究

关于江苏省“大跃进”的情况,学者们探讨相对集中。柳森分析了“大跃进”期间江苏省农村劳动组织模式的调整,指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由“大兵团”作战式的劳动组织模式调整恢复为合作化时期的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劳动组织模式,甚至出现了包产到户,对缓解困难起了积极作用。施亚利探讨了江苏省“血防大跃进”及其遗留问题。夏林考察了江苏省“大跃进”运动的重要转折——中共江苏省委三届十三次会议,指出由于省委主要领导思想清醒,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始了政策调整的进程。会后开展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与不少省份造成严重后果相比,江苏的程度相对较轻。[20]赵筱侠探讨了江苏省的梯级河网化运动,认为运动造成了极大浪费,但同时也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马海涛则对苏州地区“大炼钢铁”进行了梳理。

关于上海市“大跃进”的情况。黄啸考察了“大跃进”前后上海与华东及全国各地建立的协作关系,认为达到了一种双赢的结果。王道军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激情,让上海的工业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而大呼隆蛮干,也付出了劳民伤财的重大代价。郑承敏等对“大跃进”时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进行了研究,认为里弄公共食堂在社会动员、资源分配和协调社群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甘肃省“大跃进”的情况。刘彦文考察了引洮工程,认为这一工程是中共甘肃省委构建的一个美好共产主义愿景,然科技力量不成熟与物资匮乏的现实困顿令这一愿景无法持久。另外,郭峰对甘肃粮食问题进行了研究。李旭东记述了瓜州开展大炼钢铁及造成损失的情况。

关于广东省“大跃进”的情况。欧大军梳理了广东省“大跃进”的发生发展及其现实借鉴启示。廖显辉考察了中共韶关地委推行“三面红旗”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

关于其他地区“大跃进”的情况。例如,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概述了重庆“大跃进”发生发展与引起严重后果的情况。又如闫存庭认为,为了完成生产“跃进”任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过各种方式招募劳动力,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但同时也为兵团的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此外,梁志远记述了安徽亳县“大跃进”发展情况。何翔则记述了广东高鹤县1959年“反瞒产”运动的情况。

总的来看,2010年以来学者们更加重视从地方史的角度来深化“大跃进”研究,但如何更为客观全面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也考验着学者们的才识。

三、关于各领域“大跃进”的研究

关于文教领域“大跃进”研究的情况。魏曼华和罗平汉对“大跃进”时期的“教育革命”进行了研究,认为它是一场失败的教育改革。王守梅则指出,“大跃进”时期的教育,不能完全说成是人为地脱离了实际的狂热或头脑发热的主观产物,而是有其客观实际的需求和一定的合理性及必然性。黄金魁对“大跃进”时期的职工业余教育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作为“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成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实践形式之一。对于高等教育界“大跃进”的情况,李丹认为,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原因既与受“大跃进”的冲击密切相关,也是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一种尝试。李均认为,高等教育领域掀起的“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运动,虽然客观上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兴办高等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但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结构失衡等严重问题,损失重大。高军峰考察了高校招生“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张鸣介绍了高教领域“大跃进”的有关情况。傅颐则认为,“大跃进”前后,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经历了从大量引进苏联教材到自力更生全面开展自编教材建设的过程。通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文科教材编选工作,我国初步建立起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另外,对“大跃进”时期农村开展的扫盲运动,马云认为不能说全部都是假的。孟祥才则记述了山东临沂扫盲“大跃进”情况。林琴玉考察了“大跃进”时期福建戏曲学校的发展,认为此时期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但由于提出的设想和目标多不切实际,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关于科技领域“大跃进”的情况。崔禄春认为,科技“跃进”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像工农业“跃进”一样有个初步纠“左”的时段。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不成功的政策。王淑姣认为,科技“大跃进”既为后来科技事业的发展铺垫了基石之路,但同时也表现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鲜明时代印记。宋冰杰等认为,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向科学技术进军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朱云河对用“土洋并举”的方法实现技术革命作了分析,指出这是在当时物质技术条件较低和无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李安峰则认为,“大跃进”时期的农具改革,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群众的创造性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较大浪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面。张程等考察了“大跃进”期间制药行业的“超声波化”运动,认为该运动没有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虚假浮夸,而是一系列技术政策失误所致。常江考察了“大跃进”与中国电视诞生之间的关系,认为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对电视广播技术重要性的认知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的国际政治局势,兼“大跃进”所营造的全民冒进的政治空气,是促使电视“骤然”降世的根本原因。

关于“大跃进”时期的体育、劳动、卫生、出版等工作。牟善武等考察了“大跃进”对体育工作的影响,认为“大跃进”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有巨大伤害,在与国际体育强国的交流上也错过了时间,但在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上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张金林认为,这一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总体来说成绩是显著的,基本达到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标。李鹏以广东省为例指出,不能全盘否定“劳卫制”。时至今日,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上仍能看到“劳卫制”的影子。这种一分为二的评价,较为公允。黄苏芬等记述了“大跃进”时期图书出版质量下降的情况。余明霞考察了“大跃进”时期全国农村图书馆建设从辉煌走向落寞的过程。刘建美考察了“大跃进”期间的考古工作,认为“大跃进”对于考古兼具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朱安平对电影“大跃进”分析指出,其与中央发动和实施“大跃进”部署紧密关联,亦步亦趋。龚艳等梳理了“大跃进”艺术性纪录片的发展情况。

关于“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有关问题。周震认为,“大跃进”时期在各个领域调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中央和毛泽东发现问题之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偏差,为国民经济的调整打下了良好基础。朱显灵等对深翻土地运动作了探讨,认为其未能取得预期的增产效果。钟霖湘认为,深翻土地运动虽没有带来增产的结果,然而其目的是要千方百计解决粮食问题,要客观全面地给予评价。李隆虎以贵州北洁地区为例考察了“大跃进”时期的粮食流转体制。高其荣考察了“三三制”耕作制度的发展及至1959年上半年不得不放弃的原委。高其荣还对这一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进行了梳理,认为关闭农村集市、限制集市贸易是因为夸大了其冲击计划市场、滋生“投机倒把”和产生资本主义等消极作用;开放农村集市、恢复集市贸易是因为认识到了其在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城乡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李微对“大跃进”时期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进行了研究。

关于“大跃进”时期的司法工作。刘练军认为,在司法领域开展“大跃进”运动,使法官队伍遭受重创,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极大冲击。李若建考察了“大跃进”时期的劳动教养制度。

另外,张欢欢对包括工农业、工商界、军事界、宗教界、科学界、教育界及学术界等领域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进行了考察。

从领域发展的角度来拓展“大跃进”研究的广度,这种努力值得肯定,但如何更为客观全面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也是学者们要重视的一个大问题。比如,同样研究科技“大跃进”,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却迥然不同,这值得深思。

四、关于“大跃进”文艺的研究

“大跃进”文艺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内容。周冰探讨了群众介人文艺及其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作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一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71]周冰还认为,“大跃进”文艺与群众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群众运动对文艺所起的作用都超出了影响的限度,俨然成了“大跃进”文艺的一种生产机制。借助于这一生产方式,“大跃进”创造出了特殊的运动式文艺,使得文艺成了运动的和声:文艺通过运动来创制与传播,运动也通过文艺进行渲染与强化。另外,李丹对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群众史”写作运动进行了研究。申燕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戏剧,认为普通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被极大地拔高,而知识分子的专业技能等则被贬低。冯长春等则对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进行了分析,认为“大跃进”时期“左”的政治思潮和庸俗社会学对音乐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运动方式的音乐行为,理应成为后人需要不断反思的历史教训。此外,刘守华则记述了“大跃进”群众文化运动的情况。

对于“大跃进”中的民歌文化,陈翔认为,“大跃进”民歌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大跃进”民歌为“浮夸风”、“共产风”提供了广泛的想象空间,为“大跃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吴雪梅认为,新民歌运动只是政治意志下的大合唱,其公众性得以凸显,而公共性却相对缺乏。姜飞则探讨了“大跃进”民歌与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否定新民歌。于宁志认为,新民歌虽然显示出严重的虚假性和荒诞性,但它却体现着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时代情绪,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资料价值。段友文等认为,新民歌不应简单地视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有些作品表达了人民的真情实感,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体现出政治性与民间性相交织的“二重性”。夏杏珍认为,在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精神状态下,必然会出现与“大跃进”形势和规模相适应的诗歌创作,“大跃进”民歌所以能普及到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群众,没有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是做不到的。吕传彬认为,这场运动从整体来看是健康的,应当给予肯定。起码对生产是有促进的,对人的精神面貌是激发的,也涌现出不少好的作品。

对于“大跃进”时期的美术发展,陈艳认为,这一时期是新中国美术开始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显现出发展过程中的某种不平衡、不成熟的弊端。张荣国认为,对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不能一概否定,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不仅仅担负着传播国家的艺术教育政策、培养又红又专的专业和业余美术人才、扩大革命队伍的责任,更是执行国家宣传政治政策的创作任务与美术普及的中坚力量,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就创作成果而言,虽然数量上大放“卫星”,精品相对稀少,但从这些思想性较高的美术佳作中,展现了对美术题材的拓展、表现形式的探索和对“厚今”思想的重大转变,形成了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时代风格特征。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尽管美术教育的“大跃进”严重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违背了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原则,没能够充分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学成果相对较差,造成了很大的智力、人力、物力浪费。但同时也使艺术走进了生活,密切联系了群众,使艺术创作者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扭转了部分艺术家的偏见,使艺术真正走进了生活。吴继金等介绍了“大跃进”中农村壁画发展演变情况。李方舟等认为,新壁画运动作为“大跃进”时期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繁荣与其宣传的成功是无可比拟的,它开辟了一种新的画风,具有现实的意义和影响,并且当时很多作品都是以实际出发,表现人民的生产劳作和生活习性,对当时的风土人情做了记录,因此,应该保持冷静的态度去审视这次运动。对于“大跃进”中的新闻漫画,甘险峰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总体而言,对“大跃进”文艺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们能够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去思考,观点较为客观,反思颇有启发。

五、关于“大跃进”的回忆访谈材料

近年来,一些历史参与者、当事人对于“大跃进”回忆的带有史料性质的文章陆续发表。这些文章很多是当事人记述“大跃进”时期在教育领域中的经历。陈信民回忆了作为师范生参加修水库的往事。陶渭熊等回忆了大学校园里的吃饭轶事。陶才碧记述了因“大跃进”导致经济困难影响大学师生生活的状况。吴明先回忆了“大跃进”年代“开门办学”的情况。韩铁铮回忆了当时两个月写出一部国史的学术“大跃进”情况。华强记述了“大跃进”年代的中学学制改革。

对大炼钢铁等往事的回忆文章也比较多。卢惠龙记述了大炼钢铁等方面的情况。张干回忆了在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中,作为复员军人干“工分工”的情况。达奇珍记述了灭麻雀、大炼钢铁等经历与感触。白兴回忆了徐水县在“大跃进”中大修水利、大炼钢铁等情况。赵长根记述了“大跃进”年代所经历的大炼钢铁、放卫星、造化肥等情况。陈世高记述了1958年地方造土飞机的情况。

另外,林晰记载了作为《人民日报》记者下放到湖北枣阳农村所经历的农业生产浮夸等情况。尧山璧回顾了徐水县“大跃进”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情况以及引发的后果。刘期贵等通过采访,记述了“大跃进”后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雷锋大队在复转军人刘湘庭的带领下搞分田单干的事情,这一举措领先全国20年。黄建栋追记了“大跃进”时期海门县财贸扩大会议全体同志保证书的来龙去脉。

朱传桀追记了“大跃进”给涂料工业带来的正面影响。胡俊等访问整理了“大跃进”期间上海广慈医院成功救治大面积烧伤的钢铁工人邱财康的过程,这一成功促成了中国烧伤医学治疗水平的“大跃进”,也间接推动了中国整形外科的发展。

尽管人们对“大跃进”的回忆不全是负面的,但从整体上讲,对这些回忆访谈文章只能借鉴其部分资料,因为有些回忆文章为彰显自我体验,多包含戏谑嘲讽口吻,弱化了其作为“大跃进”研究可资利用的史料价值,研究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必须加以鉴别。

六、对2010年以来“大跃进”研究的简评

“大跃进”研究是党史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几年内发表的文章就以百计,而且参与度高,其中既有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也有中学教师和研究生,更有历史参与者。这种现象值得肯定。但通过梳理,也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第一,与笔者于2006年、2010年发表的关于“大跃进”研究综述的文章相比,近几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虽不少,但有新意有影响的成果却不多。关于“大跃进”的研究处于一种要有新突破却又力所不逮的尴尬状态,急需新的方法论指引开辟研究新天地。第二,有关文章研究阐述展开不够,太笼统、不深人。有的文章学术性欠缺甚至连完整性都有问题,比如,有的文章谈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对“大跃进”的反思仅仅分别用三小段话来表示,连蜻蜓点水也算不上。诸如此类研究,不仅有损于刊物名声也无助于研究者成长,实为一种急功近利、饮鸩止渴的做法。第三,有的文章基本概念不清,相关背景知识有硬伤。比如,有的把反右派运动与反右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等同起来。有的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虽然在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已经不再与苏联有合作关系,但是“大跃进”运动是一味盲目崇拜学习苏联和东欧模式。这显然与史实相悖。有的虽认为“大跃进”开始逐渐摆脱过度依赖苏联,但却把应是外因的国际环境的压力当成是“大跃进”产生的心理原因。有的甚至提出,“大跃进”发动原因之一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一说法更是匪夷所思。有的人认为,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与中国“大跃进”都是转型时期的政策,且不论这样的比较是否有道理,仅从文章中实应为“苏俄”的称谓表述为“苏联”就不准确,文章价值当然大打折扣。还有人认为,“大跃进”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酝酿和明确提出,标志着“左”倾思想的登峰造极。这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符。

以上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为“大跃进”研究敲响了警钟。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具体的史实不清、概念错误这方面的谬误相对容易改正,但从总体上健康推进“大跃进”研究却并非易事。为突破“大跃进”研究困境,推动研究深入健康发展,急需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理论的突破。2013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是推动深入研究国史当然也包括“大跃进”研究在内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指南。

“大跃进”无疑是急于求成的典型。朱佳木指出,“急于求成”在新中国历史中可以说是带有一定顽固性的问题。前30年发生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损失程度重;而后30年一般来说,范围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损失也没那么大。但是,只要把两个30年中“急于求成”的问题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确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把建设速度搞得快一点,以便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把耽误的时间(无论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还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夺回来;而失误都在于把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混淆了,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而且,其中或多或少都有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怪。因此,我们在研究如何克服“急于求成”问题的历史经验时,需要重点研究如何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正确,如何改进干部的考核、评价办法。这些问题不解决,“急于求成”的毛病今后还会反复出现。

同时,不能把“大跃进”中的失误与整个时期等同起来。在“大跃进”时期,我们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文指出,在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党和人民休戚与共、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朱佳木指出,要反对“大跃进”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反对那种说肯定“大跃进”时期中的经济、科技、国防等战线有成绩就是肯定“大跃进”的说法。前文曾提到,同样研究科技“大跃进”,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却迥然不同;同样研究“大跃进”中的妇女解放和作用,评价亦众说纷纭。究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有些人未能将“大跃进”时期和“大跃进”运动区别开来。

对于“大跃进”时期建设的成就,更需要学者们站在公允的立场上,从细处入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提炼和研究。比如,关于“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及其成就的一些研究成果就值得肯定。董忠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经过“大跃进”等时期的集中突进,我国农田水利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水库库容由解放前的200亿方左右增加到1976年的4200亿方,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2.4亿亩增加到6.7亿亩。王瑞芳认为,在“大跃进”运动高潮中确立了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三主”方针对指导各地水利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蓄水为主”在当时引起较大争论,并在实施过程中带来了次生盐碱化危害。为此,党和政府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主”治水方针进行了部分调整,果断地将“以蓄为主”改为“配套为主”,形成了新的“三主”方针,即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群众自办为主。“大跃进”运动前后治水方针的形成与调整,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也体现了党和政府正视现实、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李安峰以昆明市、贵州省为例,考察了地方政府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地方政府基本保证了建设所需资金和物资的供应。马进卫考察了“大跃进”时期云南的农田水利建设,认为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今仍受益。于法记载了山东省栖霞县工农业“大跃进”等情况,指出在水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与此同时,在事关毛泽东与“大跃进”评价的问题上,应将其放在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正如2013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王香平对毛泽东“留有余地”思想作了分析,认为“大跃进”初期提出“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高潮中讲“留有余地”,表达出担忧疑虑的心态;纠“左”期间讲“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大跃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尹韵公从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十次检讨入手分析指出,这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严于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也显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强大能力。

总之,在“两个不能否定”重要论断的指引下,“大跃进”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本文作者:李庆刚,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100091。)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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