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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红军“血战史经验”的总结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8-24 来源:
    

毛泽东对红军“血战史经验”的总结

——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中心的解读

张岚岚 魏代强

 

[摘要]毛泽东于陕北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总结了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创见。在区分战争和战役的战略进程方面,毛泽东提出应以两军力量对比及其总的变动为依据区分战争的战略进程,以两军战役力量和态势的综合对比为依据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预置的施行原则方面,毛泽东提出“战略方向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方向不规则无定向”,“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等指导方针。在发展战略基地的方针方面,毛泽东分析了以巩固求发展与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及以发展求巩固与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两个问题的具体内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追述了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及“血战史经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页。】,深刻阐述了严格区分战争和战役的战略进程、战略防御阶段战略预置的施行原则、发展战略基地的方针等我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略创见和实战经验。这份文稿记述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战争指导理论,极大丰富了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和战争指导理论体系。本文以这篇文稿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论述,对此予以分析。

一、严格区分战争和战役的战略进程

我军指挥员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已从反“围剿”斗争中总结出区分战争和战役进程的科学方法。无论战争还是战役,合理区分其战略进程,有助于厘清和抓住实行临战准备和战略预置的重要时节。

(一)以两军力量对比及其总的变动为依据区分战争的战略进程

这一认识是我军指挥员在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这篇文稿中,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斗争经验时指出:“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17713720页。】显然,我军指挥员此时已掌握了区分战争进程的方法——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其总的变动区分战争的战略进程。

具体地说,战争一般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敌对两军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强军往往采取战略上的进攻,弱军多采取战略上的守势。弱军要想战胜强军,必须在战略防御中不断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进而使战争的攻防形势发生根本转变。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16页。】正是凭借这一经验,毛泽东在全面抗战初期正确预见了抗战要经历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二)以两军战役力量和态势的综合对比为依据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

这一认识也是我军指挥员在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中形成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这种战役通常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第二个阶段是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13页。】由此观之,反“围剿”战役应主要区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进程。

那么,对于反“围剿”战役而言,从防御转向进攻的具体条件是什么呢?对此,毛泽东未作直接回答,但他在文中专门介绍了怎样抓住重要时节实施战略预置,并将反“围剿”战役的防御进程细分为反“围剿”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这三个重要战略阶段。【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17页。】他同时指出,前两个阶段中所有军事政治处置,都是为了保存自己、准备反攻的战略目的;第三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歼敌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态势,把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确切地说,这里的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应称为战役反攻和战役进攻。之所以用“战略”代替“战役”,原因在于毛泽东为更好地把握战役进程,辩证地把一次反“围剿”战役放大为一个战争全局,把一次战役的若干进程上升为战争的进程(战略进程),以利于实践中更好地抓住“枢纽”(战略进程),实行战略预置。】红军由反“围剿”战役的战略反攻转入战略进攻时,常选择在敌人某个方向出现孤军冒进或疲惫懈怠时,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歼其一部或数部,使其他方向诸敌因惊恐、疲惫、胆怯、士气低、指挥不统一等多种原因主动撤出根据地,转入战役守势(或称战役的战略防御阶段)。此时,敌我双方战役力量虽不一定发生根本变化,但红军常能抓住战机,展开战略反攻,收复失地,由内线转至外线,将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

可见,毛泽东是以两军战役力量和态势的综合对比为标尺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的。这种把战役或是战役某阶段看作一个独立的全局,再行划分战略进程的方法,实则就是毛泽东在1935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的我军作战指挥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18页。】。这说明,这一时期我军已掌握了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的方法。

二、战略防御阶段战略预置的施行原则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我军指挥员取得了在战略防御进程中战略布势的丰富经验,总结出较为系统的战略预置指导原则。

(一)战略方向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方向不规则无定向

这个原则是1936年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东征途中提出的,他们在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指出:“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9530页。】

实际上,任何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都存在战略方向和战役方向之分。譬如,中国革命长期以来的战略方向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这就决定了我军的战略预置方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乡村和小城市。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乡村和小城市这一大方向内,无论是赣南闽西根据地,或是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都可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小方向(战役方向)。即使在红军丢失上述根据地后,经转战万里重新创建的陕甘宁根据地,从战役层面看它的方向(小方向)虽是不规则的,但从战略上看仍处于广大乡村和小城市,这个大方向是规则的。再比如,在反“围剿”战役中,遵循“诱敌深入”方针,实际就是把战略方向规定在内线(根据地内),在根据地这一大的战略方向内,无论是根据地的前部、中部或后部,都可作为依据敌情变化灵活选择的战役方向。所以,无论对于战争或战役来说,其方向都存在着战略和战役之分,也即所谓的大方向与小方向。

因此,战略方向是相对稳定和有规则的,战役方向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毛泽东在1937920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中说:“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也就是说,我军在战略方向上应处于敌人的侧翼及后方,这个大方向是规则、定向的,但在敌后哪一个具体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敌后根据地这个小方向上,须独立自主、因地制宜、灵活多样。

战略方向有规则还表现在: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具体来说,就是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定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这主要是指现实作战,强调在战役战斗上集中兵力,对敌形成相对或绝对优势。因此,战略预置方向只应有一个。在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说的就是作战方向与力量使用的辩证关系。【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46页。】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个规律,采取无视战略方向有规则的平均主义,在敌人第五次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组建中央军和东方军,实施“分离作战”,使用“两个拳头打人”,结果却常常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47月上旬,蒋介石调集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临时中央却采取“六路分兵”,同敌人硬拼,结果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

但是,在一个时期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并不是说使用方向只能有一个。对此,毛泽东强调:“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48页。】在特殊情况下,当己方以相对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时,亦应区分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在主要作战方向上仍须贯彻以优对劣、以多胜少的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尽管战略方向有规则有定向,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他在总结反“围剿”的退却方向问题时指出,“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30731页。】。

事实上,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客观上就存在两次变换战略方向、转入主动的机遇。第一次出现在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福建事变发生之时,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415页。】。第二次出现在19346月下旬,湘赣根据地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之时,中央红军应挥师西向,转到外线作战,“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431页。】。尽管毛泽东以高度的战略敏锐,两次提出抓住机遇、转战外线的战略性建议,但都遭到临时中央的拒绝,结果使红军付出包括失去“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14页。】的沉痛代价。后来,正是吸取了上述血的教训,毛泽东深刻指出:“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49750页。】

(二)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

这一原则,是193511月底毛泽东在陕西鄜县东村召开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直罗战役总结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会上,毛泽东分析了直罗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住了战略与战役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并强调以后作战必须争取四个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98页。】。

战争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93511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甘泉以西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此举令蒋介石极为不安,于是国民党军“西北剿总”调集东北军5个师,分别以王以哲部1个师和董英斌部4个师沿葫芦河构筑东西封锁线,沿洛河构筑南北封锁线,东西对进、南进北堵,企图围歼我军于葫芦河以北、洛河以西地区。如若敌军阴谋得逞,红军向南发展的道路将被锁死,根据地也将处境堪忧。此种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把三面环山、北面是葫芦河、形如口袋的直罗镇作为歼敌战场,粉碎敌人对葫芦河的封锁,为红军向南发展、转入反攻打开突破口。从部署战役起到发起总攻之前,毛泽东多次向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提出“要打歼灭战”。毕竟,直罗镇这一战役枢纽掌控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对葫芦河这个战略枢纽的掌控程度,进而影响到整个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进程与结局。

这一原则,为我军筹划战略预置提供了重要指南。枢纽,意指事物的关键部位或事物之间联系的中心环节。对于战争来说,枢纽是指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心或关节。战略枢纽和战役枢纽,分别是相对于战争和战役这两个不同的“全局”来说的。从毛泽东最初提出“抓枢纽”的实践背景看,这个枢纽是指“重要地域”。可见,抓枢纽的原则,最初是用于指导夺控重要地域。

这种情形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较为常见。例如,19362月,东征军在开进山西初期把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当作“作战枢纽”。【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68页。】是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西方野战军,把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地域作为“北出绥、宁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2页。】。抗战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分别在不同时期提出:“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2页。】;“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2页。】;“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21149157页。】;“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等等。这些枢纽地域,分别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的战略全局的重心。然而,除指地域外,枢纽一词还常用于指代重要阶段和时节等。在战争领域,无论枢纽指的是地域、阶段还是时节,抓枢纽,大都与战略预置紧密相关。

(三)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

这一原则,是1936年底我军在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时提出的。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一开始就处于战略守势。因此,我军在斗争中自觉把战役防御进程区分为反“围剿”准备、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抓住这三个阶段实行战略预置,争取战役主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战役,鄂豫皖苏区前两次反“围剿”战役,以及陕甘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战役都是因为采取了这种策略而获胜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就是针对反“围剿”准备阶段战略预置的实施情况,提出了“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23页。】。

红军在反“围剿”准备和战略退却等阶段实行的战略预置是形成这一原则的实践基础。在战役准备阶段,涉及到红军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准备、处置反动分子等必不可少的战略预置。红军准备退却,就是红军主力在准备退却之前尽可能收拢,不再向不利于退却的方向出击,即使不得已也不能前出得太远,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前必须遵循的原则。此时,红军注意力应主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号召苏区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同时,采取各种方法消耗敌人。征集新兵,须考虑到人民的政治觉悟和人口情况,须兼顾红军的具体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可能的消耗程度。财政和粮食准备,须顾及“围剿”时间可能延长,须计算和筹集主力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战役中最低限度的各种物资需求量。【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22723页。】

上述任务完成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战役进程及结果。譬如,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主力向根据地实行退却,途中毛泽东亲率总前委的同志对沿途各县区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推广“应敌”工作经验,推动、督促地方各行委、特委的战备工作,考察各县区民众条件,驻军干部思想状况、战备水平等,以此为依据选择战场,最终把战略退却的终点(也即准备反攻的战场)选定在根据地中部。【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324325页。】

反“围剿”战役的战略退却,形象地说就是“转势”。具体来说,就是把根据地作为主战场,把敌人引进来打,红军主力则有计划地向根据地退却,集中兵力,布置战场,持重待机,进而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预置。毛泽东根据以往反“围剿”经验,认为转入反攻的有利时机应选择在具备下述6个条件中至少两个以上时为宜: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有利作战的阵地、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使敌人发生过失。【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27页。】

现实中,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再转入反攻的情况很鲜见,因此,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30页。】因为在内线作战较易取得上述有利条件,如人民积极援助、有利的阵地等,因此,退却终点通常应选择在根据地内部(即所谓“求心退却”),并依据实际情况选定根据地中部或前部或后部。这种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28页。】例如,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退却阶段,红军主力由闽西北、闽西、闽赣边界等边缘区向高兴圩千里回师,“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29页。】。如此战略退却,一方面相应拉长了自己的防御纵深,便于发挥地方武装疲敌扰敌的战略配合作用,在敌我主力交锋之前最大程度地消耗敌军;另一方面为红军集中兵力、创建战场赢得了相对充裕的时间。

另外,面对敌人反复“围剿”,在成功打破一次“围剿”后,红军须适时由战役进攻转入打破下一次“围剿”的准备,重复准备阶段的战略预置。例如,中央苏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于19329月下旬进至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地区,发动群众,扩大苏区,进行社会、地理和军事调查,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布置战场。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关于军事政治训练问题的训令》,要求官兵树立“练为战”思想,抓紧战斗间隙进行军政整训。

可见,红军之所以能取得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同指挥员周密细致地筹划和指导各个重要阶段战略预置事宜密切相关。正是基于以上实践和认识,毛泽东总结了这个原则。

(四)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

这一原则,是我军指挥员从反“围剿”的准备和战略退却两个阶段的战略预置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上文提到,反“围剿”的准备和战略退却是我军反“围剿”战役中实行战略预置的两个重要阶段,对于这两个阶段开始时机的把握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胜利程度。实践中,该时机却较难把握。例如,红军转入反“围剿”准备阶段的时机,通常是在敌人准备发动“围剿”之时。然而敌人的“围剿”准备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给红军对这个时机的把握造成困难。

究竟怎样把握这个时机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但在实际作战中对这种时机的把握较为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但如果转入准备的时机晚了,比如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就会陷入不利境地。相比之下,前者损失较后者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鉴于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21721722页。】

对于战略退却时机的选择,毛泽东在这篇文稿中认为“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言下之意,战略退却的时机也是“宁早毋迟”。毛泽东列举中央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仓促绕道集中、陷于十分疲劳的例子,将其与第一、第二、第四次反“围剿”见机而进、适可而止的例子作比照,有力地论证了“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33页。】。

三、发展战略基地的方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红军游击战争时期,对于发展根据地问题,我军已形成“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具体是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进入到运动战时期,又总结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以上两种方针在实际运用中灵活变通,互为主次,相反相成。

(一)“以巩固求发展”与“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红军在游击战争时期已确立起“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红军创建之初,由于尚未完全形成“武装割据”的观念,军内对创建根据地的做法存有抵触情绪。当时,毛泽东曾批评有些同志“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强调“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在实践中应遵循“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2615页。】

对于这种渐进发展的方针,当时军内有些同志不予认可,认为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在192811月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军内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及其在现实中的影响是造成湘赣边界和湘南起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1页。】显然,这里所说的“冒进”和“渐进”,是相对于红军向根据地之外游击的距离和范围来分的。二者都是依托根据地渐进地向外发展的方式,均属“波浪式推进”,这与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通过无后方作战强行开创根据地的“跃进式发展”存在明显不同。

1950415日,中共中央派驻越南的联络代表罗贵波曾致电军委,请教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含义。在由聂荣臻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的复电中对这一政策作出明确解释:“这一原则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再行推进。”【《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根据这一解释,从正反两方面去解读当年红四军前委提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把闽西赣南作为“前进的基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页。】等正确路线,去反思在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红军在1932年急欲“跃出”根据地攻打赣州、南昌等中心城市,急欲把闽、赣、湘、鄂等苏区打成一片的错误路线,更能深刻理解“以巩固求发展”和“波浪式推进”的深刻内涵。19338月中旬至10月底,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徐向前总结这三次进攻战役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巩固第一,发展第二。……先关起门来,花上三个月的时间,深入而广泛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三次进攻战役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正是我们稳扎稳打,在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求发展的结果。”【《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二)“以发展求巩固”与“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

环境的变化孕育新的方针。长征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红军在根据地斗争中,大都遵循“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和“波浪式的推进政策”。此间,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毛泽东曾提出向赣东北发展,以“出击求巩固”的建议,但当时没有被中央接受。到了陕北后,随着红军大本营迁离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腹地的根据地,敌情已不像过去那么严峻,同时,当地落后的经济条件令原本就不宽裕的根据地难以供养数万大军,加之“围剿”陕甘苏区的国民党军依恃险峻地形推行堡垒政策,现实种种令红军不得不在发展根据地的策略上突破思维定势,开始在实践中探索过去被称之为“比较冒进”的发展道路,凭借以往斗争经验,逐步走通了“以发展求巩固”、通过打胜仗创造苏区的发展道路。

1935年底和1936年初,在中央和红军中曾对“以巩固求发展”和“以发展求巩固”这两条截然对立的路线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有人主张红军应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毛泽东则力主利用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采取“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积极向东发展。193512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发展形势中的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17页。】《决议》虽然主张把巩固与发展统一起来,但同时又提出一个例外,强调“在敌我对比许可时”,仍可采取冒进政策,通过打仗来扩大地盘。同时,《决议》还提出为实现“打通苏联和巩固发展现有苏区”的任务,应主要实行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至十几县,扩大红军15000人;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由山西转向绥远。上述行动步骤,已然突破了“以巩固求发展”的传统“律令”,在具体方针上转向了大踏步进退,通过打仗创造根据地,以“发展求巩固”的新的方向。

19361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131日,毛泽东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指明:“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3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04507525页。】

正是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我军适时发起东征和西征战役。两次战役取得的成果充分证明这一方针完全正确。19561019日,叶剑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在我们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党常常运用‘巩固地向前发展’这一条原则,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当着我们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以后,这一条原则就不适合当时的具体环境了,必须有另一条新的原则来代替它,那就是要‘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原则。当时党中央批判了博古等少数同志机械地运用‘巩固地向前发展’的老原则来反对东渡黄河的错误思想;坚持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正确方针。”【《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328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我军军事战略体系中的奠基之作,它是反“围剿”斗争时期敌我双方在大兵力投入和战场空间广阔的情况下进行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不仅分析了这场斗争的“战略背景”,而且形成了在独立战略进程中为夺取战役主动而实施战略预置的指导原则,完善了发展战略基地的方针。

(本文作者张岚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44;魏代强,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副教授,南京  210003

(责任编辑:杜栋)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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