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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8-24 来源:
    

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

苏智良 方奇

 

[摘要]192512月中央军事部成立至19358月底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发展经历了诞生、发展、突破和转移阶段。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具体工作有:发展情报力量,培训情报人员;采用灵活方式进行情报的搜集;对情报的处理严格保密,建立完整流程;建立地下交通网络和无线电通讯,有效提高情报传递效率和安全度。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情报人员和领导干部,形成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方法,为后来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1年至19331月中共中央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1921年至19331月间,中共中央除192210月至19233月短暂迁去北京,192345月至8月迁去广州,19274月至9月迁去武汉外,其余时间都在上海。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24352页。】19331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后,对上海的工作仍十分重视,成立上海中央局予以领导。当时上海是中共的情报和统战基地,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与国际联系广泛、信息灵敏的特点,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搜集情报。【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9页。】1925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事部,192711月,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随着1935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北迁天津,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诞生并发展壮大,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完善,在搜集军事情报、营救革命同志、培养情报干部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拟对此予以梳理。

一、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诞生及发展变迁

中央军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军事工作的最高统帅机关。其组织机构虽几经变化,但除19275月至9月在武汉外,1925年到19331月间的其余时间都在上海。中央机关迁到中央苏区后,中央军委改为上海中央局军委,负责白区军事工作。1935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下设组织联络委员会负责原军委工作。8月底,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迁去天津。

(一)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诞生

中央军委情报系统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几年,并没有建立军事领导机构,也就不会有军委情报系统。在中共地方组织中最早建立军事部门的是广东。19251月,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首先设立军事部,周恩来兼任军事部部长。同年928日至10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事部门即军事运动委员会。1925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着重研究军事工作的十二月会议,会议修改后的《军事工作决议》(草案)第五条指出,“党中央下设军事部,军事部下设特派员,军事部内设组织和情报两个部门”【李玲:《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成立及其最初的工作》,《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1212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中央军事部,主要从事军事组织联络和情报工作。【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07453页。】1926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定,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11月上旬,为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兼上海区军事委员会。1116日,上海区委单独成立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仍然存在。【参见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因此,从19251212日至192611月,在上海的中央军事部门为中央军事部。军事部由三位中央委员组成,执行中央的指示并定期汇报工作,在一些大的省会和地点可设特派员,特派员全面服从军事部领导,军事部的技术部门分组织和情报两部分。军事部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和领导军事工作,并向中央提供有关军事问题的情报”【李玲:《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成立及其最初的工作》,《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当时军事部委员有张国焘、王一飞和任弼时三人,张国焘兼任主任,任弼时长期主持团中央工作,王一飞成为实际负责人;颜昌颐、奚佐尧先后任技术书记。军事部成立后,即在上海建成了两千人的战斗队,同时派人到孙传芳的军队去做调查研究、情报和军运工作。【参见李玲:《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成立及其最初的工作》,《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当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但是在黄埔军校及北伐军中都有共产党员。各地特派员的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情报和调查研究,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依据。显然,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伊始,就已经决定设立情报部门并开始情报工作。

(二)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武汉的初步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军委于19275月迁到武汉。5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央军人部(仍习惯性称中央军事部),决定由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并主持成立特务工作处,其中情报股负责人为董醒吾。这时的情报股主要负责收集军事情报,了解各方的政治动态。董醒吾利用其国民政府武汉侦缉大队队长的身份,侦察到马日事变等重要情报,并报告中央。当时公开身份是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中共党员吴德峰,利用职务便利,观察汪精卫的动向、情况,发现汪精卫“分共”的痕迹并报告中央,还千方百计地保卫了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的安全。【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吴德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

这一时期军委情报部门虽成立不久,但工作成绩已较为显著。对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计划,包括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汪精卫去郑州与冯玉祥密谈等,军委情报部门通过各种途径,一般都能及时获得消息,避免了可能遭受的突然袭击,并在与汪精卫的斗争中占据一定的主动地位。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央军委把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的情报报告中央,部分中共组织得到及时转移。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武汉的时间不长,但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其主要成员后来成为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上海时代的骨干,为在上海的辉煌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中央军委情报组织在上海的突破与辉煌

19279月底10月初,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后,军委人员也陆续到达上海。1114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而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下设立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三人组成,领导文书、交通、会计、组织、宣传、调查出版、分配、军事、特务等科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周恩来分管军事和特务工作,其中军事科科长是李鸣珂,实际由周恩来负责。【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中央军事科与1927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协同合作,共同促进了党的情报工作的发展。【参见苏智良:《上海:城市变迁、文明演进与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278页。】这时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白色恐怖,周恩来改变党的各级机关包括军事机关的活动方式,推行“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设立的各级秘密机关和联络点一般都以商店、民宅等形式出现,机关人员的身份也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逐步建立健全了秘密工作制度。【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1928525日,中共中央发布题为《军事工作大纲》的第51号通告,指出“侦探调查工作亦应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应设法派同志到反革命军政机关作各项工作,以获得各项秘密文件材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19286月,中共六大会议上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指导而工作,但于军事技术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之指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14页。】1025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各级党部军事机关之组织大纲》,重申中央军事部设立军事委员会,作为就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和建议的机关。中共六大以后,中央军事部部长先后由杨殷(1928720日至1929824日)和周恩来兼任(1929827日起)。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仍兼任谍报(情报)科科长,负责军事情报工作。1930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与军委合二为一,直属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委员9人,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参见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第123124144页。】

193117日,在上海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14号)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后中央机关变动较大。115日,中央苏区中央局成立,同时成立(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区中革军委”),负责指挥红军作战。在上海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不再直接指挥红军作战,而“主要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兵运、情报等军事工作及对苏区中革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的指导”【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第97页。】。13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军委委员为:周恩来、陈郁、温裕成、王云程、艾逸之、聂荣臻、陈赓。陈赓兼任谍报科科长,曾希圣、刘仲华等为主要工作人员。【参见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第180页。】19314月和6月,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央军委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亦不得不撤出,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都不能在上海继续工作。9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成立,博古负总责,临时中央领导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指导白区军事斗争,开展情报、联络工作,进行对国民党军的兵运工作,向苏区派遣干部和提供药品、器材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190页。】。原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代理书记李富春以及军委参谋长聂荣臻相继于193112月从上海去中央苏区,陈赓赴鄂豫皖苏区。上海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增补李超时、武胡景、洪易、柯庆施为委员,武胡景成为军委负责人,主要助手为柯庆施。这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极不安全,军委机关大大精简,仅留少数几个人,在不同的联络点工作。

(四)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坚持与转移

1933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撤离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同时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改为上海中央局军委,负责兵运和情报工作。1934年,中国革命的处境十分艰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隐蔽战线的工作也处在白色恐怖环境中,上海中央局不断遭到破坏,很多重要机关被搜查,不少干部被捕,到19352月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据王世英回忆,“当时仅剩军委系统较为完整”,“因此,军委系统就代管其他部门的工作”【王世英:《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白区工作的回忆》(节选),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所以,军委系统的干部担负了维系上海全局和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使命。

19353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门负责人刘仲华从上海各系统的领导人中抽调干部组成上海临时中央局,刘仲华、贺昌炽、浦化人等五人主持日常工作,王世英和贺昌炽负责军委系统情报工作。【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上海临时中央局下设有组织联络委员会、出版处、苏区交通局、中央特科等工作部门,组织联络委员会负责原白区交通和军委工作,并不断“精简机构,疏散干部,加强保密工作纪律,改善保密工作环境与条件”【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第245页。】,在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联络中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斗争。但72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包括浦化人在内的40人被捕,刘仲华不得不离开上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陷入瘫痪。8月底,王世英带领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并入北方局军委和华北联络局,在上海仅设立“军委留沪联络站”,由邱吉夫负责,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警报关系、通讯联系的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参见王健英:《红军统帅部考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至此,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活动告一段落。

不过,这一时期在各地建立的诸多情报据点和情报关系,不仅在当时为搜集军事情报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开展了统战联络工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情报和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主要工作方式

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长期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在秘密工作的环境下,情报力量的发展、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传递有序进行,为苏区的军事斗争提供了不少情报,有力地支持了红军的军事行动。

第一,建立情报组织,培养情报干部,发展情报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上海期间,情报力量的建设一直是重要工作内容。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建设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加强在上海的中央军委机构的发展完善,二是逐渐在各地建立情报网络。根据不同时期的斗争需要,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下属的各科也逐步建立起来。不过,由于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各科的分工界限并不固定,遇到重大事件往往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同时,中央军委情报系统还非常注重对情报人员的培训,不仅早在1926年就选派党内精英前往苏联进行培训,而且在建立军委情报系统后不断加强培训工作,周恩来等还亲自授课。另外,在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区,均有军委的派出机构。当时,在白区各省军委的重要任务就是获取情报,传递给上海中央军委,汇集整理后再通过地下交通或无线电通讯传递给各革命根据地。

第二,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搜集情报。据聂荣臻回忆,“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提供情报,也是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首先,通过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取情报。这一途径获取的情报往往比较详细具体,比如1933年谢甫生在武汉通过武汉行营的参谋获取了国民党军的“剿匪计划”和苏区的情报【王健英:《红军统帅部考实》,第118119页。】,卢志英通过江西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莫雄获取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计划,等等。其次,通过阅读报刊,翻阅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十多种报刊,如《每日新闻报》《申报》《大公报》等,从中剪辑国民党军政、经济、文化信息,分析其中关于各地战事和军事动向的内容,汇总出国民党军的动态。再次,各地军委或特派员也会提供当地情报,通过秘密途径传递给上海中央军委情报联络人员。总体而言,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白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获取了不少情报,“国民党打算在什么时候用多少兵力,向我们什么地方进攻,一般说,我们都能及时了解,通报给各革命根据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98页。】。

第三,情报处理工作拥有完整流程并严格保密。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搜集到的情报进行汇集整理,从中分析出国民党军的动态。情报人员通过细致缜密的分析,在情报汇总整理的过程中时常会有重要收获。比如,曾希圣就曾在上海整理各地报来的或内线提供的密写的文字报告、电报时,得出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准确判断。【参见《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另一方面,中央军委系统非常重视情报传递中的保密工作,采取了对情报信息再次加密等措施。在电台连通苏区之前,情报主要靠交通员传递,“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再用明矾水洗出来,然后誊写好,标上‘绝密’。”【(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在电台建立后,情报通过电台直接发送,密码就变得尤为重要。周恩来还亲自创编了“豪密”,增强了电报的保密性。军事情报在上海汇总整理后,便通过地下交通秘密传给苏区军队。在《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前委,各集团军与各军政治委员的公函——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中提到,“国民党进攻各苏区的整个计划,我们还没得着确讯,仅知道些在江西方面的消息(谍报材料附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可见,军委情报系统搜集和整理情报的工作在此时已经有完整流程。

第四,建立安全高效的地下交通网络,将收集整理的情报传递给苏区。经过长期努力,中央军委情报系统逐渐形成地下交通网络,并建立起了无线电通讯。在建立无线电通讯之前,情报的传递主要靠秘密交通员,时间久,效率低,且途中并不安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过李强、毛齐华、张沈川等人的努力,1929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电台在上海建立。12月,在广东省委领导下,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设立了分台,次年1月,首次同上海进行了成功通报,制造出第一对通报电台。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利用缴获的电台沟通了各苏区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央军委获取的情报可以更加及时安全地发往各苏区,有力地促进了红军的发展,并在一次次反“围剿”中获取有利的战机。【参见李强:《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编《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三、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历史地位及贡献

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中共中央军委及1933年以后上海中央局军委的领导下,获取了不少情报,对苏区的军事斗争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为多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红军长征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首先,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白区特别是上海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情报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工作在情报工作史上也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央军委在上海期间,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白区各地军委的斗争,特别是1931年中革军委成立后,中央军委不再直接指挥前线红军,白区的情报工作就更成为重点。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南方办事处、长江办事处、北方局军委以及各省军委,其情报人员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第87页。】比如谢甫生曾在多地从事情报工作,曾为鄂豫皖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提供了重要情报;王世英曾在南京恢复当地的军委组织并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取情报;卢志英等人获取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并传递给中央苏区,等等。总之,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工作卓有成效,其领导下的白区情报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革命斗争中具有特殊地位。

其次,培养了一大批经受严峻考验的党员领导干部,很多干部日后成为情报战线和各条战线的骨干。长期奋战在情报战线,可以培养干部机敏灵活的斗争智慧,锻炼其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积累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这些为干部的迅速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情报战线的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领导干部。比如,仅1931年至1932年经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先后派遣到革命根据地的高级军政领导干部中就有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关向应、陈赓等数十位。比如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的曾希圣,曾在历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途中,带领红军无线电侦察部门破译国民党军数百封密电,后来又将情报工作打进军统特务机关,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工作过的干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锤炼出坚强的革命意志,积累了丰富灵活的斗争经验,这些经历为他们在后来革命斗争中的卓越表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次,坚持秘密工作的原则,建立健全保密制度和方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转入地下,党在上海的工作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中。恶劣的革命斗争环境要求情报工作必须有高度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方法。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建立起“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以及单线联系等富有成效的保密制度,同时将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1928年春,中央军委还特别举办学习班,由周恩来、恽代英等亲自授课,学习白区秘密工作环境下的工作方法。特别是次年8月杨殷、彭湃等被捕后,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吸取白鑫叛变的教训,不断提高机关干部的素质,严明工作纪律。正是因为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地下工作中有严格的纪律,所以才能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开展卓有成效的斗争。

最后,这一时期所创立的情报工作体系及工作方法,对日后的情报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力量布建、情报搜集、通联建设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情报工作具有示范作用。不管是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途中,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情报部门都是中央军委的重要部门,在军事斗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时期还不成熟,但在工作中所确立的一些秘密工作原则、工作体系和工作方法,为日后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借鉴。这些原则和方法也让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尽管在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泛滥的时候,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斗争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一些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一些革命同志付出牺牲,但总体来看,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期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建立并领导了庞大的情报系统,向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提供大量情报,并为革命根据地输送许多人才,培养了一批情报战线的杰出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卓越贡献。同时,中央军委情报工作也为中央苏区的军事情报工作及以后斗争中的情报工作提供了丰富经验。这一时期在情报力量的布建以及情报的搜集、处理和传递等环节的一些做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以说,19251935年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作者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方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生,上海  200234

(责任编辑:杜栋)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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