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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起义主力部队在武汉的形成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8-24 来源:
    

三大起义主力部队在武汉的形成

宋健 李婉霞

 

[摘要]1926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中共利用军队扩编之机,在军中建立党支部和加紧发展党、团员,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初步扩展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后来成为南昌起义部队的重要力量。四一二、四一五等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进一步认识到了党直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1927年夏秋,中共在武汉扩大组建起“自己可靠的军队”并随后参加了三大起义。它们主要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第十三军补充团的两个营等。广州起义的主力,主要是中共掌握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改编的教导团。这一时期,中共还对贺龙部队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自己掌握的可靠武装。

 

毛泽东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三大起义虽然发生在江西、湘鄂赣农村和广东,但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在武汉形成并从武汉出发的。本文将着重论述参加三大起义的主力部队在武汉的形成。

一、中共利用国民革命军在武汉扩编之机,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初步发展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后来成为南昌起义部队的重要力量

1926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随后在武汉进行扩编。其中,叶挺所在的第四军扩编为两个军。12月,叶挺被任命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独立团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该团团长周士第、团参谋长余增生、第一营营长符克振、第二营营长卢德铭(后为周子昆)、第三营营长蒙九龄均为中共党员,下层的连排长也大多为中共党员,中共依然直接领导掌握该团。

1927年春,因支援南昌战役,大批国民革命军从武汉调走。叶挺利用奉命留在武汉组建新部队的机会,“由独立团调一批干部为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他亲赴广东、湖南,负责筹建第七十五团的工作。他收集留在广东、湖南的独立团伤病人员,组成了第七十五团的三个营,由中共党员孙一中担任第一营营长。还有一部分下级干部和新兵,是广东省委和湖南省委帮助解决的。后来中共党员张堂坤调任该团副团长,中共党员周子昆、蔡晴川分别接任第二营和第三营营长。这样,第七十五团的副团长、三个营长以及若干连排长均为中共党员,部队实际为中共掌控。因此,南昌起义前聂荣臻亲赴马回岭,向该团党支部书记、第一营营长孙一中下达命令后,孙一中、张堂坤、蔡晴川、周子昆等毫不迟疑地将第七十五团三个营拉出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同时行动的还有第七十四团参谋长、中共党员王尔琢与第七十四团机枪连。

19273月,叶挺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该师军官大多离职投蒋,因此等于重新组建。团长以上主要干部都由第四军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任命。张发奎大胆启用中共党员,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我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我只好提拔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在围攻武昌之役后,他已立功扬名。”“周士第继叶挺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我对周士第印象不错,他作战很勇敢。”【《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此外,第七十二团团长中共党员许继慎,也因为英勇善战而得到张发奎的重用。第七十二团副团长廖运泽、第一营营长宛旦平、第二营营长黄克健等也都是中共党员。

尽管如此,张发奎还是对中共党员有所戒备,他安排了第二十四师副师长方玮、参谋长黄庆藩及第七十团团长古勋铭、第七十一团团长欧震等亲信军官,甚至亲自过问营长一级军官的任命。第七十团的三个营长中,只有第一营营长董朗是中共党员,第七十一团也只有团参谋长刘明夏、第二营营长廖快虎是中共党员。据肖克回忆,第一营和第三营的营长都是张发奎派来的。不过,这两个团的连、排下级军官中有不少中共党、团员。虽然这两个团的指挥权不在中共党员手里,但因叶挺个人在第二十四师中威望很高,下级军官习惯对他绝对服从,不敢违抗,而且在平定夏斗寅叛乱前,第二十四师师部实际已由中共掌控,师参谋长徐光英、秘书长彭干臣、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均为中共党员。第二十四师不少非中共军官也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与中共党员相处融洽,后来这些非党军官都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多数人打仗表现还好”【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这一时期,尽管中共掌握的军队有相当发展,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却并未完全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1926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关于军事问题仍然强调“维持国民党军事势力之均衡”,只对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作出决议,没有提出扩大掌控正规军队的问题。1927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也没有作出军事问题决议案,没有制定有力措施扩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共产国际的基本方针也是援助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不是帮助中共建立正规军队,仅仅要求中共加紧建立工农武装。据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表赫梅廖夫19275月向共产国际所写的报告:从19261月开展实际工作以来,主要精力放在了援助北伐战争、建立地方军事委员会、派遣军事部特派员、情报工作、建立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等。当前军事工作存在的问题,是“重视不够”,“把军事工作人员调去从事一般党的工作”,“缺少开展军事工作的经费”等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4卷(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整个报告都未提到有在叶挺独立团基础上扩大中共掌控的军队的计划。直到19275月共产国际才要求中共“建立自己可靠的军队”,这个指示传达到中共中央已经是6月初。

那么1927年春中共为什么能在武汉扩大掌控的军队呢?一是中共对军事工作有了新举措:决定从192612月起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支部和加紧在军中发展党、团员,“掌握中下级指挥职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4卷(下),第95页。】。虽然其目的仅是通过增加我们在部队中的指挥员数量,使军队接近工农,但这一做法改变了过去中共党员主要做政治工作的状况,开始抢占军事指挥员的职位,客观上为党扩大自己可靠的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在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往张发奎、唐生智等人的军队派了不少党、团员担任军事干部,如陈赓、严凤仪、徐光英、彭干臣、王尔琢等。徐光英、彭干臣被分配到第二十四师任师参谋长和师秘书长,大力支持了叶挺掌控第二十四师的工作。二是中共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叶挺独立团起到了种子的作用,特别是叶挺本人自觉扩大党能掌控的军队,他的主观努力起到重要作用。三是中共曾往广州黄埔军校大量派遣党、团员去学习,这些党、团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担任中下层政治、军事干部,其中不少人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凭战功成为团、营、连级军事指挥员,这为党扩编掌控军队准备了军事骨干。

二、中共军事工作方针的转变与加紧“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在武汉形成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主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等一系列大屠杀血的教训,使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张太雷等为代表的不少中共领导者进一步认识到了党直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推动下,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问题逐渐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275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开始提出“用派我们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来扩大叶挺和陈嘉佑领导的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他们的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的主张。61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发出的五月紧急指示,其中明确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可是陈独秀认为:在我们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等于拒绝了共产国际关于组建可靠工农新军的要求。不过共产国际这个指示,在中共党内还是引起了不小波澜。6月中旬,在周恩来、蔡和森等的倡议下,中央一度作出准备在湖南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计划,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初步加以实施。之后,“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问题也时常成为中央会议的讨论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过为叶挺的军队补充工农兵员;也肯定过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办得“成绩很好”,“可办”,并决定设法解决经费问题;还决定将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独立团,编入正规军队。后来平、浏工农义勇队打着贺龙第二十军独立团旗号在当地保存下来,南昌起义时追赶起义军未果,随后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7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将工农群众“送入军队”作为党的军事主要任务,周恩来在执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5月下旬从上海来到武汉后,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7月中旬又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部长。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加强了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中党的力量,加紧了对贺龙军队的改造,组建了几支与叶挺独立团性质相同的部队。虽然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党的军事方针和实际工作还是朝“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方向迈进。

1927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此后,“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成为中共重要的目标。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最终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

1927年夏秋,中共在武汉扩大组建的“自己可靠的军队”并随后参加了三大起义的,主要有以下几支队伍: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19276月,中共中央利用张发奎组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机会,由时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张云逸出面提名,请党员卢德铭当警卫团团长,张发奎接受了这一建议。【参见《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在中共的努力下,该团参谋长韩浚、团指导员辛焕文、第一营营长宋文彬等都是中共党员;第二营营长李腾芳是国民党左派,始终追随共产党革命,后在湘南暴动作战中牺牲;“连、排长则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营连的指导员几乎均为党的同志”。除第四营营长黄巨川是张发奎亲信外,其他“都是通过党组织介绍来的”。这个团“与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性质上相同”。【《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其中,第二营第五连又名干部连,容纳了不少由各地逃亡来武汉的基层干部,如县委书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等。他们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如何长工、何挺颖、宛希先、熊寿祺等,有人甚至有留学经历,后来随警卫团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82日,当警卫团在武昌接到党的命令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时,团的建制尚不完整,为此,中共中央将正在武昌黄土坡第二十四师留守处接受军事训练的一个新兵营调配给警卫团。这个新兵营刚组建不久,但周恩来十分重视,亲自委派党员陈树华为训练处负责人,由张云逸核定实施具体训练计划,营长陈浩,连长黄瓒、伍中豪,排长张宗逊、杨立三等中共党员进行训练。新兵营士兵主要是湖南、湖北一些工会、农会的骨干。据杨立三回忆:他本是湖南一个区的农民协会委员长,马日事变后逃亡来武汉,在武昌党中央军委初次见到周恩来,被派到第二十四师留守处工作,又被派去湖南招募新兵,他从安源招募了100多工人回武汉,组成新兵营的第九连,并被任命为第一排排长。这个工人连中,中共党员占二分之一,加上湖北天门十多个青年学生党、团员,这个连党的力量很强。【参见《星火燎原》第1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

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该部队由中共中央军事部19276月开始组建,有1000多名学员,全部是因为白色恐怖从各地逃亡来武汉的知识青年和青年工农干部,几乎都是党、团员。教导大队所有干部清一色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如大队长孙树成,副大队长申朝宗,中队长李鸣珂、向浒,中队指导员李逸民等。据李逸民回忆:他原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逃亡到武汉,经恽代英介绍,聂荣臻谈话后,分配到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第三中队任指导员。教导大队对学员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更注重政治教育,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经常亲自作政治报告。【参见《南昌起义》,第289页。】据当年的学员粟裕回忆:“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教导大队的一部分人担负着党的前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参谋团的警卫任务,一部分人编入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南昌起义爆发时都投入了战斗。粟裕所在的排后来在潮汕失败时,编入到朱德的部队,参加了湘南暴动和井冈山斗争。

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第二十军教导团和第六团属于贺龙部队中新组建的由党掌握的可靠军队。组建这两个团时,贺龙虽担任第二十军军长,但还未入党,不是中共党员;且第二十军本来就建制不全,仅有两个师,因此,张发奎并未反对新建教导团和第六团。教导团是各军常有的基层军官培训单位,第二十军教导团于19276月底7月初成立于鄂城。团长侯镜如、指导员刘大业、参谋长周邦采、第二总队长冷相佑及第四总队长均为中共党员。第一总队长刘希程、第三总队长王之宇是国民党左派。教导团由五方面人员组成:武汉市保安总队主要干部、学兵队和部分保安队员【武汉市保安总队成立于19275月,总队长侯镜如、指导员刘大业、参谋长兼学兵队长王之宇、汉口保安大队长刘希程。参见访问侯镜如谈话记录,1980年。】,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于19273月由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创办,教学着重军事训练,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都去作过政治报告。19277月,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奉中共中央命令开赴九江,编入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见刘子谷:《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武汉文史资料》1984年第2辑,武汉市政协内部版,第161页。】,国民政府农政部农政训练班【农政训练班于19277月初开办,学员主要从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中考送。该班受严格军事训练,开办不久,即奉命以野外演习为名,乘轮船离开武汉到九江,改编加入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见《农改训练班开学纪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72日;《南昌起义》,第156157页。】,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纠察队,第二十军部分下级军官。前四个都是党能掌控的地方武装。南昌起义时,教导团成功解决了驻大校场的朱培德部的第七十九团,会昌战役中又担任正面战场主力,立下战功。

第六团于19277月中旬在大冶石灰窑成立。这个团的军政干部和兵员均由中共解决。团长蔡申熙、副团长李奇中、第一营营长陈赓、第二营营长侯凤墀和指导员卓庆坚、第三营营长徐士品等干部均为中共党员。士兵多数是因本地白色恐怖逃亡出来的工人、农民。南昌起义时,广东北江工农军中的一部分被编入第三营。在会昌战役中,第六团担任正面战场主力,战士虽然多是新兵,但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顽强,牺牲过半仍然坚持战斗,立下战功。

教导团和第六团成立后,均直属第二十军军部。南昌起义后的南征途中,贺龙新成立了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下辖教导团、第六团。第三师有中共党员500余人,党的组织也非常健全【参见《南昌起义》,第126页。】,这是第二十军第一师和第二师所不具备的。

第二十军特务营。第二十军特务营是军部警卫部队,19276月下旬,贺龙按照中共的意见,对特务营指挥员进行了更换,新委任两名中共党员担任正、副营长。第一连平时警卫军部,行军、作战时紧随贺龙警卫,不离左右。贺龙委任黄霖任第一连连长,唐天际、南觉昆先后任副连长,吴溉之任第二排排长,他们均为中共党员。第三排排长是中共调来的进步青年,第一排排长官柱跟随贺龙多年,思想进步,故没有撤换。第二连连长也是中共党员。特务营共有四个连,有不少中共党、团员,中共在特务营里设有党支部、党小组,组织健全。特务营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参见黄霖:《从武汉到潮汕——贺龙的警卫连长随军见闻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页;《南昌起义资料》,第293页。】特务营指挥员的更换改组,充分说明贺龙不断向中共申请入党的诚意,正如他对周恩来说的“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南昌起义》,第182页。】。

第十三军补充团的两个营。叶挺1928年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南昌起义前在武汉“我们军队的武装势力”中,有“陈嘉祐所部约两营”。【《南昌起义》,第138页。】这两个营是由广东北江工农军组成的。广东北江工农军是一支久经斗争考验,政治军事素质较好的工农武装。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该部奉中共指示保存革命势力北撤,于1927615日经衡阳、株洲、长沙到达武昌,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新编补充团的两个营。19277月下旬,北江工农军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设法迅速脱离第十三军,撤离武汉、开赴江西集中的命令。他们以水土不服患病不少、思乡心切为由,找陈嘉祐交涉,提出回粤。陈嘉祐原是国民党左派,曾与中共关系密切,便同意他们留下武器自便。北江工农军秘密撤离武汉,于730日到达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战斗,起义后一部分编入第二十军第六团第三营,一部分编入政治保卫处特务连,一部分编入粮秣管理处运输队。

三、中共掌握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改编的教导团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谈到大革命失败后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时曾表示,可“以当时的军校(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引者注)作骨干”,说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革命力量很强。叶挺在1928年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特别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列入了武汉政府时期共产党能掌控的武装力量之中。的确,在三大起义中都有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英勇奋斗的身影,特别是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组建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更是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最初为政治训练班筹备处,后改为政治科,主要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负责,他委派中共党员包惠僧实际办理。19271月,政治科扩充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后,蒋介石任校长,由邓演达代理;汪精卫任党代表,由顾孟余代理。张治中为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和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蓝腾蛟为军事总教官。由于邓演达和顾孟余均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要职,并不实际驻校,武汉分校一度由张治中、周佛海实际负责。1927年春,武汉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声音空前高涨。张治中既不愿听命于蒋,又不愿留在武汉参加反蒋,因此于19273月辞职离开武汉出国。周佛海在19275月军校师生整装出征夏斗寅之际,趁乱离开武汉投蒋而去。192732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委员由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组成,并指定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为常务委员。这样,中共党员恽代英便名正言顺地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主持日常工作。此外,接替张治中任教育长的侯连瀛和任训练部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的杨澍松,都是邓演达的亲信,接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的施存统则是中共党员。因此,这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良好合作的领导班子。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职员中,云集了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左派分子,在学员特别是新招的学员中,更是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占优势。陈毅回忆说:“我当时在武汉中央军校负党的责任”,军校学生中“有七百多个党团员,很多同情分子”。【《南昌起义》,第311页。】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紧打击反革命势力,学校的革命力量变得强大,革命空气浓厚。

参加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由中共直接派到起义部队中的军校师生。二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4月毕业的第5期政治第一队和第二队学员,7月毕业的炮兵大队、工兵大队学员。他们先后被分配到军队工作,在革命危急关头,不少人脱离所在军队加入到起义部队。三是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6期学员改编的教导团中的部分人员。该教导团19278月上旬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后,不少中共党、团员逃出来追上南昌起义部队或加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四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入叶挺、贺龙部队的20余名女生,她们参加了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是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6期学员于19277月下旬在武昌改编组成【参见《军政学生改编》,《汉口民国日报》1927725日。】,有1300余人,其中中共党、团员300余人。之前,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为主力组建的中央独立师在保卫武汉、平定夏斗寅和杨森武装叛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展现出的力量让武汉国民党中央很是忌惮。于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先是撤销中央独立师,继而停办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经恽代英等同张发奎交涉,未毕业的第6期学员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后随张发奎部队南返广东。这支队伍虽然历经几次改编、换团长等动荡,但在中共秘密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暗中保护下,得以保存了建制,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广州,成为广州起义主力部队。起义失利后,余部撤往海陆丰,成立红四师。

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第一队队长、中共党员徐向前也参加了广州起义。1927年秋,徐向前在上海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赴广州,对一支工人赤卫队联队进行军事训练,并率领这支工人武装参加了起义。广州黄埔军校特务营也在营长吴展和黄埔军校办公厅秘书王侃予的率领下闻讯赶来。吴展、王侃予均为中共党员,且曾分别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二队队长和学生连指导员。特务营虽未赶上当天起义,却在随后掩护起义军撤退中功不可没。起义失利后,徐向前及部分工人赤卫队员、特务营余部随教导团余部撤往海陆丰。

四、贺龙部队如何成为中共掌握的可靠武装

这一时期,贺龙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已深受党的影响并积极要求入党。他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上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身出身是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南昌起义》,第335页。】

19268月,中共党员周逸群率领总政治部湘西北伐宣传队到贺龙任师长的第九军第一师工作时,贺龙向周逸群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和改造军队的要求。中共积极帮助贺龙改造部队,开办了数期政治讲习所,训练学员2000余人。同时,周逸群还担任贺龙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建立政治机关,对士兵开展政治教育等。

贺龙部队并非从广东出发的正牌北伐军,而是响应北伐而自发参加的部队,完全靠他带领部队勇敢作战,立下战功生存,但是仍然饷械无着,处处受挤压。19261217日,贺龙率部先行攻占宜昌,后因筹饷得罪地主富商,并受到进驻宜昌的湘军何键部队的挑衅发生纠纷,被何键和地主富商诬告到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贺龙部队。当时在国民党中央领导层的中共秘密党员吴玉章亲自赴宜昌处理此事,将贺龙部队调出宜昌到汉口驻防(旋移驻鄂城、黄冈一带,师部驻汉口),将贺龙部队保护下来。

贺龙部队进驻汉口、鄂城、黄冈等地后,周逸群开展工作更加顺利,在团、营、连各级都配备了政工干部,在士兵中开设政治课加强教育,并在营以下军官中秘密发展党、团员。周逸群在贺龙部队中吸收的第一个党员叫罗崇义。入党前他向贺龙请示,贺龙说:“好得很,赶快参加。”【《南昌起义》,第335页。】贺龙自己也始终不断要求入党。他曾笑着回忆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南昌起义》,第335页。】他遇事常与周逸群商量,并表示一切按中共的意见办。但此时中共并无“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的计划,因此对贺龙部队尚无改造为“自己可靠的军队”的措施。

1927626日,贺龙率部从河南北伐战场凯旋抵达武汉,因战功卓箸,部队扩编为新编第二十军,贺龙升任军长。此时,国共合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周恩来等已决定“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往贺龙部队大量派遣革命力量。首先是建立了完全由中共组建、掌控的教导团和第六团,以及由中共党、团员掌控的特务营。其次是加紧往第一师和第二师派遣党、团员进去工作。贺龙本人也积极配合,部队由此逐渐成为中共所完全掌控的军队。虽然贺龙的军部和第一师、第二师的高级军官一个也不是中共党员,但绝大部分高级军官都跟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后,不少军官返回家乡湘西,后来成为贺龙在湘鄂西建立红军的骨干,如贺锦斋、王炳南、贺桂如等。

毛泽东指出,参加北伐战争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9页。】。1927年,中国共产党通过血的教训,终于认识到组建自己可靠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在武汉形成的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党直接指挥枪杆子的开端。

(本文作者宋健,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婉霞,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10

(责任编辑:茅文婷)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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