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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7-14 来源:
    

邓小平、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高广景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格外重视干部队伍建设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顺利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发挥了重大作用。邓小平和陈云,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策层中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在推动干部队伍建设中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体现了集体领导和分工合作的统一。他们两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相互支持和共同努力,呈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是合力推动历史发展的典型。

一、共提干部队伍建设之纲

“文革”结束后,党的干部队伍面临着政治不纯、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等严峻问题。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陈云以组织路线要贯彻政治路线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集中阐述了纯洁党的组织、改善干部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重要思想,借以解答干部队伍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在他们的倡导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得以确立,进而系统地解决了干部队伍建设中选什么人的问题。

(一)皆注重干部队伍建设对贯彻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组织路线便具有决定的意义。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说到底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就此而言,党始终强调干部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因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随之,组织路线问题被提上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邓小平、陈云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尽快加强接班人建设。19797月到8月,邓小平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时,一路上论述最多的就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并把接班人建设上升到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的高度。他强调,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确立后,“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同时指出,“这是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保证我们路线贯彻执行的中心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9页。】此后,他对这一思想作出多次申述。【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页。】陈云在延安时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对此就曾作过同样阐释,指出:“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党的干部作为党的骨干,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后,陈云强调指出:“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航向,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但干部队伍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有可能出现曲折。”【《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9350页。】新时期,邓小平、陈云紧紧围绕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基本命题,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组织建设的核心内容,把握住了组织建设的要害和实质,为全党指出了组织建设的明确方向。

(二)皆强调清理“三种人”【“三种人”指“文革”中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选拔德才兼备干部的前提意义

“文革”期间,一大批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同时,相当数量的“三种人”打着“革命”的旗帜混入各级革命政权,党的各级组织因此失去纯洁性。及时把“三种人”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清理出去,成为纯洁党的组织的主要工作。邓小平、陈云在这一问题上见事很早,态度都很坚决。他们认为,不能把“三种人”和在“文革”期间犯严重错误的人作为党的干部基础;要坚决把已进入领导班子的“三种人”清理出去。【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3页;《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针对有些人认为对“三种人”应既往不咎,采取“俱往矣”解决方式的错误认识,邓小平、陈云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多次指出清理“三种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指出,这些人派性思想严重、隐藏得较深、年轻有文化、政治手腕狡猾,如不被及时清理出党,就会成为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还会兴风作浪。【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陈云文选》第3卷,第330331页。】

按照邓小平、陈云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1982年、1984年先后下发了《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明确指出,清理“三种人”的重点和关键,是防止他们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第三梯队、要害部门,已经进入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去。遵照中央要求,各地在清理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三种人”的处理,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大规模提拔德才兼备的干部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皆忧虑亟需解决的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问题

年龄老化、青黄不接,是“文革”结束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以省级党委班子成员为例,1977年至1980年这4年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6.80岁、58.33岁、59.79岁、61.35岁,呈上升趋势。从年龄段上看,198055岁以上的占85.86%,其中,60岁以上的占65.62%,年龄整体偏高,而41岁至45岁、46岁至50岁的占比分别为2.95%4.91%。【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6页。】这种年龄结构无法实现干部正常交替。有鉴于此,邓小平、陈云对改善干部年龄结构有着深刻的思考。邓小平提醒全党要认识到选拔年轻干部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19814月,他在听取辽宁省委负责同志汇报时指出,选拔年轻干部“是个长远的战略问题,是关键性问题。省委的各部门、省政府的厅局可以先找些年轻同志当二把手、三把手,省委常委会也要增加四五十岁的年轻干部,不能搞论资排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4页。】陈云的说法较为形象,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白了。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就没有时间了。”【《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289页。】但由于各种原因,干部年龄老化的趋势一时难以化解,问题仍很严重。仍以省级党委班子成员为例,1981年平均年龄增至62.26岁,60岁以上年龄占比为69.53%。【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下),第1236页。】陈云对此万分焦急,指出摆在全党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不利的选择是,继续不清醒,拖下去;一种必须的选择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99页。】与此同时,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4页。】在他们的指导、推动下,全党加快了干部年轻化的步伐。截止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469000名中青年干部被提拔到县级以上各级领导岗位。【参见《陈云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3页。】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干部年龄老化、青黄不接的问题。

(四)皆明识干部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与现代化建设的不适应状况

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整体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难以适应这种要求。拿省、地、县三级党委班子成员来说,1980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同级党委班子成员的比例分别为15.52%4.01%3.27%,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分别为48.72%、75.04%79.56%。【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下),第123512401246页。】干部中不仅文化水平整体不高,而且懂经济、政法、企业管理、对外贸易等专业知识的干部较少。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改革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慨叹“我们的专业人才太缺乏了”,指出,“搞现代化没有专业知识不行。不光是经济知识,其他行业的知识也要懂,法律知识也是专业知识”。为此,他特别强调,“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否则“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4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622页。】陈云也提醒地方领导注意“领导班子的年龄构成和专业构成问题”,指出“这是个大事”。【《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292页。】在他们的重视下,经过种种努力,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都有明显改善,应对改革开放中各种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

需指出的是,邓小平、陈云主要是从改善知识结构的角度论述干部知识化的,并没有唯学历化。但有的地区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只看重学历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

陈云始终强调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改革开放后,他所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才”主要是指知识化、专业化基础上胜任工作的能力。另外,他还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及其提拔任用的制度化。这一思想被邓小平在1980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引用、肯定。后来,逐渐形成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化”的提法,【参见朱佳木:《回顾和学习陈云同志党的干部工作的思想》,《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并先后写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二大《党章》,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

二、共谋干部队伍建设之措

如何具体贯彻落实并予以保障,这是推动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邓小平、陈云主要从实施措施和保障措施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共同阐述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措施

在他们看来,实施措施主要包括成立中青年干部管理机构、拓宽干部选拔渠道、锻炼中青年干部、开展干部教育工作等内容。

设立中青年干部管理机构,推动中青年干部遴选工作。任何一项重大决策的有效实施皆需有力的组织推动。成千上万地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样需要设立专门的干部管理机构。为此,陈云提出,从中央到县一级都要成立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在这一机构中要有60岁左右的人带头;工作人员党性要好,且熟悉40岁以下干部的经历和底细。【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303页。】邓小平支持陈云的想法,指出:“陈云同志讲的有一条,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是很重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7页。】在他们的推动下,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相继设立了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着力推动中青年干部的遴选工作,从组织上确保了干部队伍建设的进行。

采取多种方式选拔干部,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党的干部如此大规模地新老更替,需大力拓宽干部选拔渠道才可完成。然而,全党起初对此认识得不甚深刻。为了尽快选拔培养接班人,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于1979年底至1980年初先后派出10个干部考察组,分别由副部长带队到各省区市考察优秀中青年干部,最终形成一个160多人的候选名单。邓小平看后指出,这个候选名单是由省委、组织部门、干部部门及书记推荐的,他认为,“我们发现干部、了解干部的渠道太窄”,应“开阔眼界,多方面地去了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10页。】他随后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只在自己周围打圈子,不到群众中去发现人才,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鉴于“文革”期间的考验,领导和群众对中青年干部的政治面貌十分清楚,他指出,“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是应当可以选好选准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327页。】陈云对这一问题同样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这样大规模地选拔中青年干部,不仅要靠各级组织部门去做,而且主要的要靠各级领导干部一起去做。他还特别强调,“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起动手”。【《陈云文选》第3卷,第295页。】在他们的指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探索出诸如领导深入群众和群众积极参与相结合、注重多渠道多层次从各行各业选拔人才、各级组织部门深入基层考察调研等多种干部选拔方式,取得了显著效果。

设立相应的辅助机构和职位,有效锻炼中青年干部。相对缺乏实践经验,是当时中青年干部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全党在选拔中青年干部时的普遍隐忧。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中青年干部的选拔进度。邓小平、陈云及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辨正。邓小平指出:“年轻干部选拔上来后,开始时工作可能不太熟悉,干一两年就会熟悉。不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自己没有办法锻炼。”【《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34页。】陈云指出,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有经验是必然现象,但经验来源于实际工作的锻炼。只要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负责岗位上,经过几年的锻炼,他们一定能锻炼成才。【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94页。】为此,他们主张各级党政机关自上而下地设立办公室、研究室、秘书处等辅助工作机构,设立书记助理、部长助理、副秘书长等辅助职务,以锻炼中青年干部,增长他们的工作经验,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邓小平、陈云的分析和论述解除了党内一些人对提拔使用年轻干部的顾虑,为大规模培养使用中青年干部奠定了认识基础。他们关于设立辅助机构和岗位锻炼年轻干部的想法,很快付诸实践并取得了重要成效。当然,这一做法具有非常时期的应急性质,随着干部队伍建设的稳定成熟,年轻干部的锻炼也日趋有序,各项制度安排也更加科学完备。

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作用,提高其政治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每当处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党都格外重视干部的教育培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对领导干部整体素质提出新的要求,使得全党学习和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邓小平为此发出“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的号召。他认为,领导干部的学习要着重抓住“一个根本”“三个方面”。“一个根本”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三个方面”就是要学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3页。】关于学习的方式,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办学校,办训练班进行教学,一个是自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3页。】陈云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也极为关注。19832月,他给时任中央党校的主要领导写信指出:“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他强调,党校学员的主课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322页。】在他们的推动下,全党对干部教育培训高度重视。各级党校、干校皆有较大发展,培训规模和培训能力大幅提升,承担培训任务的大中专院校的数量增速明显。到1983年,全国培训干部的学校达8400所,其中各级党校2750所,省地两级党校最大容量11.4万人,县级党校最大容量32万人;各级各类干部院校4100所,全国承担培训干部的大中专院校1550多所。19801983年间,全国共培训干部1130万人。【参见《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476页。】由此可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推动干部队伍建设、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共同谋划推动干部队伍建设的保障措施

除执行措施外,邓小平、陈云还特别重视推动干部队伍建设的保障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建立第三梯队,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等内容。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建立第三梯队,是为了确保后备干部的充裕供给。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建立第三梯队,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后备干部力量。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中接班人的数量和年龄梯次配备不甚合理。党的干部队伍集体性新老交替需要培养提拔成千上万的中青年干部;干部队伍中老年干部占比过高、中青年干部占比偏低的状况,亟需通过加强干部梯队建设加以改变。关于中青年干部的规模,陈云认为,必须成千上万地选拔培养。他还列举三条理由:一是,提一两百个人难以满足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对中青年干部的需求。二是,“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三是,有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兴风作浪的人才搞不起大乱子。【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302303页。】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个形容词,上万是实质,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5页。】。关于干部梯队建设,陈云认为,干部队伍建设中不仅要有第二梯队,还要有第三梯队。只有这样,干部交接班才能稳定地进行,“三种人”才闹不起大乱子。【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339页。】邓小平同样主张干部队伍要保持合理的梯队结构。不过,从陈云、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陈云主要从确保干部顺利交替、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阐述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建设第三梯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除与陈云的思想相通之外,由于外事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邓小平还在很多场合从对外开放的视角就这一问题作出论述。他在接见外宾时多次指出建立第三梯队是确保改革开放政策连续性的需要,以此来打消国外对中国开放政策是否会变的疑虑。19857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不但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还要从人事制度上搞年轻化,像建立第三梯队,以后还要建立第四、第五梯队,来保证我们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62页。】邓小平、陈云的关注和重视,使得改革开放初期后备干部的规模和干部梯次配备日趋合理,进而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了干部队伍的整体性新老交替。

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进而确保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的改善。知识分子在一段时期内曾被称为“臭老九”,“文革”结束后,党为知识分子正了名,把其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许多单位在选拔起用知识分子时仍迈不开步子,甚至有的单位在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顾虑重重。这种情势对干部队伍建设十分不利,从而引起邓小平、陈云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认为,不是我们没有专门人才,而是我们的各级党委“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才”。他强调:“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4265页。】陈云直奔主题,既点出问题所在,又指出改变这一现状的具体办法:“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虽然“臭老九”的观点已遭到批判,但“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反而,“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为此,“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陈云文选》第3卷,第295-296页。】在他们的指导下,知识分子的境况很快得到改善,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很快入了党,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为实现干部“四化”提供了人才保障。

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从制度上确保干部正常的新老更替。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主要在于从制度上确保干部正常的新老更替。由于历史原因,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很长一段时期存在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致使各级干部年龄渐趋老化。“文革”结束后,大批老干部复出,加剧了这一趋势。当时,邓小平、陈云等曾设想用“先进后出”和设置顾问的办法,让中青年干部尽快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以此遏止干部老化的趋势,但效果并不明显。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陈云改变原来的设想,认为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才是解决干部新老交替的根本办法,设置顾问委员会只能作为过渡。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老干部的渐次退出和大量中青年干部的有序进入,进而保障干部交接班的顺利进行。197911月,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明确表示,前几年搞顾问制度没有完全行通,建立退休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6页。】19816月,陈云主持起草《关于老干部离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明确提出,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才是解决干部新老交替的根本办法。【参见《陈云传》(四),第1719页。】邓小平、陈云的想法在党内逐渐达成共识。1982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出台,干部离退休制度进入深入实施阶段。从1982年到1988年,全国共有340万名老干部按规定退出各级领导岗位,与此同时,近64万名中青年干部被提拔到县处级及其以上工作岗位。【参见宋世琦:《十年探索取得许多好经验,干部制度改革获突破性进展,中组部表示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已出台的改革措施》,《人民日报》1989918日。】作为过渡性质的机构,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从中共十二大决定设立到中共十四大决定取消,前后存续10年之久,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领导整体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的历史使命。

三、相互支持,共同努力

在推进干部队伍建设进程中,邓小平、陈云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相互支持配合,共同努力,促成行动。

(一)在重要会议上阐述看法,相互支持配合。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一般参与人员较为广泛、级别较高,讨论决定的事项事关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邓小平和陈云往往选择在这样的会议上阐述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并相互支持。19817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陈云在会上一再强调大量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清理“三种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必须做好老干部离退休工作。邓小平听后作即席讲话给予支持。他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加快老干部离退休进程的问题十分迫切、重要,陈云的建议“提得非常好,我双手赞成”。【《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319页。】在第三梯队建设问题上,两人也有直接的互动。19836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专门谈到第三梯队建设问题。他提醒全党注意:搞革命、建设,切莫忘要后继有人。鉴于当时第一、第二梯队距离太近,他提出趁老同志在的时候,抓紧选拔50岁上下,尤其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把第三梯队建设起来。邓小平在随后的讲话中指出,陈云的讲话“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377-378页。】

在重要会议上,他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作出阐述,起到相互配合的作用。197910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陈云在会上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便让年轻同志上来工作的具体建议。邓小平在随后的讲话中指出,现代化建设需要选拔大量人才。为做到这一点,他提出要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19827月,两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提干部交接班的重要性。邓小平重点论述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干部职务从终身制到离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办法。陈云则指出干部交接班的迫切性,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同时坚决清理干部队伍中的“三种人”。1983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主要讨论整党问题。邓小平、陈云在会上一致指出清理“三种人”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并把其作为检验整党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通过信件、谈话或托人带话相互征询意见,沟通协商。通信、谈话、托人带话,是邓小平、陈云之间交往的重要方式。19815月,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对接班人的选拔培养问题作出深入思考,并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文章指出了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强调了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迫切性,论述了选拔中青年干部应采取的措施。从杭州回来后,他把该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并提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一下青年干部的问题。邓小平看后同意陈云的意见,同时表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没有处理得好。【参见《陈云传》(四),第1718页。】清理“三种人”是两人特别关注的问题,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基本一致。但当时党内有部分人对此态度不够坚决,由此引起他们的高度警觉。1981928日,陈云看到北京大学党委送来的一份关于青年人的思想动态的材料后,给邓小平书信一封。信中谈到要引导、教育有错误思想的学生,但更表达了对“三种人”不能采取“俱往矣”态度的意见。【参见《陈云传》(四),第1723-1724页。】

面临干部新老交替的迫切局面,邓小平、陈云有时也会一起就干部队伍建设问题进行“交心式”的商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8页。】198610月,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相继辞世。一个月内失去三位亲密战友,既让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深为悲痛,又使他们感到领导层新老更替的迫切。1029日,参加完叶剑英的追悼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相约,第二天到陈云家中深谈要事。30日,三人在谈话中商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451页。】虽然十三大时三人均未被允许全退,但他们的至诚之心可见一斑。

到了晚年,两人行动不太方便,偶尔会通过托人带话的方式征询对方意见。退休是邓小平考虑已久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如愿。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后,邓小平下定决心退休。1989817日,他在同杨尚昆、王震谈话时表达了年内完成退休的愿望,并委托杨、王二人代为征求陈云的意见。陈云同意邓小平的两个意见,即邓小平从军委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党的十四大取消顾问委员会,实行退休制度。

此外,邓小平时常在不同的场合援引陈云的观点,表达两人在推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的共同决心和意志。为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陈云特别强调选拔培养三四十岁的年轻干部。邓小平甚为赞同,在不同场合引用、支持陈云的这一想法。19817月,邓小平在同杨尚昆、耿飚等谈话时指出,要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退居二线的同志。“陈云同志提出要着重选拔四十岁以下的领导干部,这就更难了。但难也要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55页。】1984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肯定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时指出,这个文件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起来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有些五十几岁的人虽然很不错,但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了,“所以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同志讲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2页。】

陈云对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一贯主张是,必须成千上万;年龄应在50岁、40岁左右,而且多数应是40岁左右、40岁以内的人;必须德才兼备,不能把“三种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对此,邓小平作了大力宣传。19811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精简机构问题讲话时谈道:一批老同志在精简机构中要退出或被安排当荣誉职务,什么人来接替?他指出,“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331页。】后来,陈云又强调不能把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和其他方面违法乱纪的人选进领导班子。邓小平对此和陈云认识一致,也多有论述。邓小平、陈云对推动干部队伍建设的想法基本一致,只不过有时论述的视角有所不同罢了。他们的观点,经过互动融合,已转化为推动干部队伍建设、实现新老交替的决策部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实践及其当代启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6CDJ017

(作者高广景,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重庆400041

(责任编辑:樊宪雷)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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