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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毛泽东为什么编《六大以来》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7-14 来源:
    

再谈毛泽东为什么编《六大以来》

徐建国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文简称《六大以来》)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直接原因,有的观点认为主要是针对王明在延安重印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事实真是如此吗?笔者认为,简单地从结果倒推来寻找事情发生的原因,又缺乏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必然会陷入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的误区。因此,只有把《六大以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结合一些文献资料,才能对其编选目的和原因作出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

一、编辑《六大以来》与“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

19403月,王明在延安重印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对此,胡乔木回忆说:“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这段话把“算历史账”与“开始编《六大以来》”联系起来,似乎也说明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主要是针对这本小册子,并成为有的研究者用来说明编辑《六大以来》是针对这本小册子的依据和证明。但胡乔木接着又说:“编辑《六大以来》,我想是为七大作准备。”【《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4647页。】这句话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其实,要探寻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目的,需要从七大拟要解决的问题说起。

对六大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的想法,早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即已提出。六大于19286月召开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召开七大,但党内早就有了召开七大的动议,在1931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决定:“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但此后由于形势严峻和条件不成熟,七大迟迟未能召开。到了延安时期,党内外的形势好转,召开七大再次被提上议程。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出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七大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6页。】这样,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作为七大的重要议题就被确定下来。为此,中央还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由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25人组成。在此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召开七大的问题被多次提及。如1938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3页。】再如19403月底至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决定近期召开七大,委托任弼时负责筹备工作。【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0页。】

在毛泽东看来,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是关系到革命发展方向和前途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召开七大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正如胡乔木所说:“当时中央并不是为了编印《六大以来》这么一本书,而是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因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5页。】所以,应该把胡乔木的说法前后联系起来看,他之所以把“算历史账”与“开始编《六大以来》”联系起来,主要是因为《六大以来》在党内“分清路线是非”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缘故。19405月后,中央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陆续展开。19413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大按原定计划在“五一”召开,一切准备工作在大会前完成。当时各地选出的340名七大会议代表中有306名已经抵达延安。【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99页。】

但七大的召开再次推迟了。这与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思想认识上的变化紧密相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斗争,但随着“左”倾路线的推行,他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损失,加深了他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编辑《六大以来》则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反对教条主义问题的思考。由于他当时不在中央一线工作,他对中央的历次会议和重要决策的具体发生过程并不十分清楚,结合自己的感受对照研究党的文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和统一全党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参见荣敬本等:《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虽然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有了直接而深刻的认识,但毛泽东发现,全党在克服和反对教条主义方面虽然作了积极努力,取得的成效却比较有限。毛泽东在1940年下半年已经多次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谈论要总结和清算苏维埃时期的错误。他的建议得到大多数领导人的响应。……大多数领导人都同意就江西苏维埃时期所犯错误的领导责任进行一次历史性总结,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给全党一个交代”。虽然如此,这些错误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当时在认识上还是不统一的,“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间,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究竟是不是路线错误,还需要有历史文件的辅助,来唤醒人们的记忆,用新的思想方法来分析那一段不可割断的历史”。【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69页。】而《六大以来》就是其中起“辅助”作用的“历史文件”,通过编辑《六大以来》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新的思想方法”。

二、编辑《六大以来》与毛泽东对两条路线问题认识的深化

既然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当时确定的七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材料自然是前提和基础。这项工作最初是交给任弼时负责的,并预定于194110月底完成。由于任弼时工作繁忙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材料搜集很不顺利,到10月份,搜集到的材料还很不完全;10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编辑委员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张闻天、邓发等分头负责搜集各个专门问题的材料,限定在当年11月底完成,但“由于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很多,根本没有精力去收集历史资料,上述分工实际上不大可行”。为此,中央才决定该项工作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亲自担负起搜集和编辑的任务。另外,毛泽东最初并没有印行《六大以来》的打算,到决定印行的时候,离王明重印他的小册子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半。对此,胡乔木回忆说:在1941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这次中央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5176页。】

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对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的深刻触动及影响,是他在此之前没有完全想到的。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后,资料搜集的困难依然存在。由于严峻的战争环境,党内许多资料已经散失,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并不多;从国统区搜集到的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一套《赤匪反动文件汇编》,反而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但由于这是国民党为“剿共”需要而编纂的,有些内容作了篡改,需要作出认真细致的核对。因此,直到1941年八九月间,材料的搜集和编辑才基本完成。从内容上看,“《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毛主席在编辑时还是有所选择的,特别是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挑选得格外认真、严格”【《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7178页。】,所以,“《六大以来》的主要材料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内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内部通信及讲话,占了全部篇幅的90%以上”。【《延安整风实录》,第73页。】

在编选《六大以来》过程中,毛泽东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产生根源、过程及危害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深刻了。在编选过程中,毛泽东看到了许多过去没有看到的中央文件,这对他系统地研究第三次“左”倾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被排斥在核心领导层之外,当时党的许多文件他是看不到的。按照他1965年的说法:“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也说:毛泽东“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5页。】

反过来讲,也正是由于在编辑该书过程中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才使毛泽东更加专注于编辑该书。正如胡乔木所说:“一编《六大以来》,就发现了过去存在的许多问题。……在编辑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他“在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几个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748176页。】正是由于在编辑过程中,毛泽东对这次“左”倾路线形成的根源和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编辑《六大以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理论创新及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理性思考。

有一篇文章可以从侧面说明,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就是毛泽东深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认识的过程。这篇文章标题叫《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长达5万余字,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广为人知。今天我们难以准确表述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时表现出怎样的情绪,但据胡乔木说:“的确写得很尖锐。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4页。】毛泽东自己后来也说:这篇文章“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由此可以推测,在此之前毛泽东应该没有或至少没有全面系统看过这些文件,否则不可能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情绪。这篇花费了毛泽东大量心血的文章从思想、政治、组织和策略等方面,批判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在毛主席对这条错误路线的认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跨越”,“这标志着毛主席对这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已深入到政治和思想层面,……表明毛主席对这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216页。】

三、《六大以来》与《两条路线》

《六大以来》的编辑和印行,对当时广大高级领导干部深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乔木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页。】杨尚昆也说:“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注),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毛泽东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第469页。】19423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话时又说:“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六大以来》的编辑和印行及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引起了高级领导干部们学习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由此许多人提出研究党史应该从党的一大开始,要求中央再编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于是从1942年初开始,毛泽东又着手编辑《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一书,并于同年10月印行。随后,毛泽东又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选编出一本受众面更广的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学习材料,就是194310月印行的《两条路线》一书,共收录文献137篇。这本书的资料主要来自前两本书,选取的是最能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等,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而且,印数比前两本书的总和还多,达到2000套,分发对象不仅限于延安的高级干部,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也几乎是人手一套。此后,这本书成为高级干部开展党的路线问题学习的主要材料。这些资料书出版后,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参见《延安整风实录》,第73页。】

如果非要说编选目的主要是针对王明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一书或许更为合适。王明的这本小册子最初就叫《两条路线》,毛泽东编的书也命名为《两条路线》,这应该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有意为之。毛泽东曾说:“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页。】毛泽东认为“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都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只不过后者比前者多加了一件“国际路线”的外套而已,把书名也定为《两条路线》,目的就是要区分清楚真假两条路线。对此,胡乔木说得很清楚:“《两条路线》的编出,使整风更加深入了。两条路线是什么性质的两条路线?哪些文章是代表哪条路线?哪些文章又是代表哪条路线?这在编《六大以来》时分不清。到编《两条路线》时已经清楚了,已经有针对性了。它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认识过程,也是全党的认识过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0页。】也就是说,直到编辑《两条路线》时,全党才真正分清两条路线的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从实际效果上看,《六大以来》确实起到了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作用,而在开始编辑《六大以来》之前不久,王明重印了表现他“左”倾观点和路线的小册子,两件事情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交织。但如果由此来倒推历史,机械地进行因果关系的连接,难免会得出编辑《六大以来》就是针对王明小册子的结论。由于召开七大的时间一再推迟,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概括和总结并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任务,在19454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就已经完成了,但这不应当妨碍我们对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初衷及其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的认识和理解。编辑《六大以来》,首先是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而为七大的召开做准备,只是由于编辑进度一度严重滞后,毛泽东才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编辑和印行,对全党深化和统一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等问题上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和七大的召开作了思想认识上的重要准备。

(作者徐建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陕西延安716000

(责任编辑:高长武)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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