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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党、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为消除杨洵、童庸生误会召开的批评会记录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7-14 来源:
    

 

中共重庆党、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为消除杨洵、童庸生误会召开的批评会记录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编者按:1926 2月底,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管理四川省中共组织,杨闇公任书记。4 15日,中共重庆党、团地委为消除杨洵、童庸生两位党员之间的误会,召开了一次批评会。党、团地委委员及相关党员共 10人参加,杨闇公主持。在会上,杨、童二人坦诚地交流了自己的想法,摆出了分歧,同志们也各抒己见,加以批评和帮助,使二人消除误会,团结起来,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这次会议生动地展现了我党早期地方组织党内民主生活的历史原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启发意义。本刊特发表这次批评会的会议记录,供研究学习参考。明显的错、漏、衍字及辨认不清的字,分别用〈〉、〔〕、 [ ]及□标注。题目和标点是编者加的。

 

四月十五 重庆 

出席人:冉均、刘成辉、喻凌翔、童庸生、程秉渊、杨洵、张昔仇、李嘉仲、吴鸿逊、杨闇公(冉均,原文如此,应为“冉钧”,时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地委)委员、组织部主任;刘成辉,时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书记、团地委宣传委员;喻凌翔,时任中共江北县静观场支部负责人;童庸生,又名童鲁,时任中共重庆地委委员、重庆团地委书记;程秉渊,又名程子健,时任中共重庆地委候补委员、工人委员会书记;杨洵,又名杨道融、杨伯恺,时任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学生委员会书记;张昔仇,又名张锡畴、张锡俦,时任中共重庆团地委组织委员;李嘉仲,时任中共重庆地委候补委员;吴鸿逊,中共重庆地委工作人员;杨闇公,时任中共重庆地委书记。) 

主席:杨闇公 记录:吴鸿逊

报告开会理由——我们上次过沪两校(两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称。),中央召集我与庸生同志及四川在沪同志数人,对于杨洵同志与庸生同志的误会曾有一度极详细的谈话和批评,并嘱返渝时召集两校负责同志和与此事有关系者,作一公开的批评,以便解除你们的误会。现在我们尽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同〕志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防〈妨〉害团结的工作进行。

杨洵报告:我报告中央的动机是在肃清案(肃清案,即 1925 11月军阀刘湘对杨闇公、吴玉章等共产党员的通缉。)发生后一月,报告内容——

一、先述回川后无工作的原因:因病后精神不济和学校(学校,即中法学校四川分校。由吴玉章 1925年在重庆创办,招收了两百多名因闹学潮而被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除的进步学生与闻风而至的进步青年作为第一批学员。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年底由萧华清接替),杨洵任训育主任,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杨闇公、冉钧、周贡植和漆树棻等为兼职教员。1927年,这所学校发展到一千多人。)内功课太多。

二、我与庸生隔阂的起点是因为团组会决定学校要登广告,而隔了一天多还不见登出,故写信去问庸生,因他在负责办理此事。信内说了一句“不知有无登广告之必要”。因时间太迫,如再不登出招生必受影响。庸生回信极长,大意说我不愿与之合作,并说我们相信唯物史观的人应遵〈尊〉重客观事实,叫我要多读唯物史观,故我心内很不了然。随后在团组会上经闇公等说明迟登原因,我也就莫有事了。 

三、学校决定教职员时是团组会的决定,而庸生到了最后又不当教员了,对于教务也不就职。在第二期招生时,曾净如(原文如此,“曾净如”即下文提到的“曾净吾”,曾在杨闇公离开重庆期间任中共重庆党组织临时负责人。)与杨如松(杨如松,中共党员,重庆中法学校工作人员。)起了意见,虽经批评会了息,而此后庸生对校事就不大过问。随后开堂,庸生来校,甚为欢喜,说因四川日报事不能兼顾学校。为工作方面写标语事,打倒商务日报(商务日报,原名商务报,1909年创办于武汉,不久即改此名。),和沈兴白(沈兴白,四川同盟会会员,曾与吴玉章、黄复生一起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问及为庸生写的,我疑你有意与我捣乱来陷害学校。

四、喻凌翔事。因吴(吴,即吴玉章。)去、成辉去,学校走了三四人,庸生荐凌翔教外地(外地,即外国地理。)。当时我不好答应,后因为民校(民校,指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工作关系,所以我不主张凌翔教。

五、女师学潮事。当时我问群众力量只有四十余人,因恐大众右倾,故主张停止。后庸生云非力争不可,不容纳我的意见。

六、肃清案发生时,庸生、闇公、玉章都走了,所以我不知肃清谁人主持;加以官府捉人更形紧迫,净吾同志又住在中法办事处(中法办事处,即重庆中法学校的筹备处。),我恐因此事累及学校,故在校内与如松等开会讨论,决将办事处木牌取去。即是将来出了事,只由净吾负责,不涉及学校,以免与攻击学校者的口实。

七、撤消〈销〉贩卖部是因团刊决议案交学校时被邮局检查了,交来的封面又是写的凌翔名字;又因肃清案[在]张宗源(张宗源,重庆早期共产党员。)同志被捕,恐因此累及凌翔,故与凌翔商量借年假为名将贩卖部收了,请他在乡下去住一会,看出不出事再说。这是两方面都顾及到的。

八、净吾向同志说凌翔去是我要树新势力把持地盘,以为个人的利益是图。又说我不应叫同志多研究,教育工作只是干,何必研究死书。但在新同志不得不研究,恐行动错误防〈妨〉害工作。

九、中法支部因由我在支部会提出要求地委规划全川工作的计画〈划〉后就生了隔阂,说我是中法派。我想批评则反招不白之冤,故我心内很气。请问学校的工作是否革命工作?不使学生换了脑经〈筋〉那来的同志?净吾反不谅解,肚中之言不能不报告中央。如批评净吾,他必不接受的。我对于报告中说重庆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是我对团体贡献的意思,要防止这两种的倾向发生才好。

十、外交后援会(后援会,即 1926年重庆各界成立的“北京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事。当时地委因黄均尧(黄均尧,即黄钦,四川早期共产党员,时任重庆团地委委员。)要去,决定我去担任。我因人地生疏又无能力任此工作,故不敢担任。加以学校事忙,更不能兼顾。我在文昌宫时极知道均尧很能工作,而庸生反批评他接近官府,妥协性重,故我更不能去干。

今夜所有一切的话都挑出来了。在以前因不能说出,所以报告中央。我对庸生起误会全是由那封信起头,以后许多事情都是使我不得不疑怀〈怀疑〉的。我对于中央的信上批评我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以后要负一部实际工作,这几点我还要说两句。我如在地委,肃清我非主持人,我怎么能去帮着干?不知学校是否实际工作?每日晨起晚睡,除上课外还要与学生谈话,那里还有时间作别的工作。如中央以为学校不是实际工作,我即可做其他一切工作。从前因种种关系使我不能公开的批评,报告中央就叫占〈站〉在团体外说话吗?

主席:现在请庸生同志报告。 

庸生报告——杨洵同志的报告前半节关于我的事情,很多其经过事实有些不同。广告是我请向希平(向希平,时任中共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支部负责人,重庆团地委委员。) 同志去登的,因那天时间晚了,他莫有去。次晨到商务日报去,他要二十元才登,他又转来与我商量,所以第二天才登出。而杨洵同志来信,□有无登载之必要,我想我们在沪时十分的诚恳,得着杨洵同志要回川的信,我们及此地的同志都非常欢喜,希望以后共同努力工作,因此小事惹起他的误会,太觉无味,故写一长信与他说明迟登原因及我们研究唯物史观者当尊重客观事实,并莫有叫杨洵同志还要去研究唯物史观的话。杨洵同志当能记忆我那信的意思全是在解释杨洵同志的误会,是有信可凭的。随后我恐仍不能解释,又请如松去说明一切,那夜开会时将信取出来他们看,也是想请他们帮我解释的意思。后经同志等说明,杨洵同志也就勿〈无〉事了。

教务事。我所以辞职是因当时的环境,恐王方舟(王方舟,即四川军阀王陵基,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制造者。)因我私人的关系危及学校,故只作教员担任国文,并不是不问校事。后因五卅纪念、双十节等等工作甚忙,并任团体的宣传,故不能任两班的国文,以免每日进城出城耽误工作,这是当时的事实。

标语。双十节大中华出版呼出的口号全是与我们作对,故我们有打倒大中华报(大中华报,即大中华日报,1912年创办于天津。)和商务报的口号,因这两个报都是进步党(进步党,1913年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党。) 办的,赶走廖、萧(廖、萧,即廖划平、萧华清,均为四川早期共产党员。廖划平,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曾参与筹建中共重庆地委工作;萧华清,时任重庆巴县中学校长。)全是他们在作鬼。杨洵同志因不知当地情形,说我乱提口号,我也很接受。

凌翔同志曾在绍平教过地理等课,故我荐他到中法来教外地,并不是故意的乱挪人。加以凌翔同志因努力工作失掉生活,我们也应维持他的生活才好。

女师事。事前就有种种关系。因划平(划平,即廖划平。)同志在该校时,那般反动派对于爱活动的学生早就要想开除的,即使不闹学潮,他们几位也在学校佔〈站〉不住的,加以学潮发动后我们的同志不努力去参加,不知道。你反疑是我们故意来陷必失去许多的信仰,并不是故意在闹学潮。因女师驱黄(女师驱黄,指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驱逐校长黄尚毅。)我们就不主使,他们也要干的,这是过去的事实,杨洵同志当时想也听着的。均尧要辞后援会的事,是因为他在暑假前就用了忠州学校(忠州学校,即当时的忠县中学堂。)四十元钱。故我们主张杨洵同志去代他,并不是故意拿后援会的工作来累杨洵同志。致〈至〉于说均尧妥协性重,在团组会批评时划平同志和其他同志都这样说过的,不是我个人故意这样说。这全是均尧同志的事实,是近于妥协。拟报告中央的信中有许多的意气话,惊叹号甚多,说我拿一百元就跑了、自己决定教育等等,这些小事自有过去的事实来作证,是否属实请同志们证明好了。

玉章和我们去后,学校是你在负责,团体是净吾在负责。你说团体指导非人,不能不由净吾同志去负责了。当闇公同志和我要赴广东以前,地委曾决定书记由你代理,先〔与〕你说了三次你都不答应,故地委才决定净吾代理,并不是不要你参加地委。就是闇公同志负责时,请你任教育宣传委员,而你始终莫有出过一回席。催促你时总说学校很忙,这全是你自己不愿参加地委会。□□团体缺乏训练,这是客观上的事实使然,既不能每周觅地开训练会,主观方面又缺乏训练人才,教育决定颇难进行,这全是事实。加以工作烦〈繁〉多,反动派的压迫日甚,各支的常会地委的人都无法出席去参加,故后来才把各支调出来开会,并不是我们故意不去训练,并且地委常常问你训练的方法等,你总莫有切实的谈过一次。

中央寄信到中法并不是我们过沪时请中央改的,净吾同志也害你,岂不是笑话吗?主席:现在请同志对于此事先发表意见,究竟谁说的是事实,或有其他的补充,然后再作一诚恳的批评。

锡俦:在闇公同志等去后,此地人数甚少,本不能要他们走的,但客观环境太坏,不暂时离开此地,恐他们有生命的危险,故地委会决定他们暂时离开一下。书记一职杨洵同志既坚不承认,只有净吾稍好,故决定净吾同志暂代。因环境的关系,主张城内外分化一下。教育宣传工作,龚鹤(龚鹤,时任巴县中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同志去后更觉无人,加以肃清案发,更感应付无人。我出中法来与你商量,你只谈农民运动,对于学潮和肃清的事均不表示意见。要求你出而负责,你总是推委〈诿〉。次日,你把中法办事处的木牌命人拿起满街走,使一般青年对于中法生许多的误会和怀疑。

联中、女师均是保守派的大本营。该校学生因平时受我们的宣传,对于该校的教职员时起反抗。这次的学潮我们就不主张他们干,他们也要干的,这全是事实。在这反动的环境中,学潮要有良好结果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次学潮中,有形上虽是开除了几个人,觉得是损失,无形上使川东一般青年对于诚学会(诚学会,是由一群在北京读书的四川学生成立的一个自发性组织,回川后主要在重庆活动。曾发动教育界,驱逐四川省教育厅长。)的罪恶有了一个具体的认识,这两个月能增加许多同志就是一个证明。杨洵同志平时既不愿参加工作,指定你的工作又不去做,一味推委〈诿〉,全是你疑心太重,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与庸生有误会,对于团体也起怀疑,这是很右的错误。

凌翔:贩卖部分配的事都归我负责,但克勤(克勤,即张克勤,时任重庆中法学校事务主任。)来接任务后不许我买书店的书来卖。此时我在书店莫有工作做了。杨洵同志曾对我说:“贩卖部若没有钱赚,只好把账结了,以后中央刊物你们另觅地方去卖好了。”这个原因全是因为中央前次寄的刊物被人把包皮纸挪〈撕〉毁,杨洵同志以为是有意陷害中法校,故决定把贩卖部取消。当时我的意思以为要商量地委,杨洵同志曾说何必商量,有什么关系。但刊物寄到时虽是挪〈撕〉毁,我问杨洵同志,他承认是他挪〈撕〉了,还取了一本出来。此时谈的话与前不同,究竟是否核〈该〉检查,要杨洵同志才明白。杨洵同志平时常说地委幼稚,并引他在上海批评上海大学同志时把他们批评得狗血淋头,表示很骄傲自夸的样子。团体开会时又不愿出席作正当批评,背地专说团体那些那些不好,不特对我常说,并对中法同学也是这样说,引起幼稚同学对团体起怀疑。

杨洵:主席,我要答复他两句。你平常在贩卖部的工作很少,时常都在作外部工作,东跑西跑,取消贩卖部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学校要取消你。平时我对地委有许多不适当的话,全是我爱护团体的心诚恳的缘故,而对地方同志有了误会之后奋〈愤〉极发出来的言论。

主席:诸位同志还有事实的补充和证明莫有,请发表意见。

冉钧:我从前并不知他与庸生同志有误会,后因他常常对我批评地委和庸生,我劝他正式提出,他又不接受。我于他的谈话中拿事实来证明确有许多很意气的地方,故我才知他与庸生有误会。本拟提出来说,因当时环境恶劣,地委同志工作甚忙,拟稍缓才提出来批评,而庸生同志等就赴粤去了。

主席:现在还有补充的莫有,如莫有了请批评。

刘成辉:庸生同志对团体很努力,不过因对团体工作热烈的缘故,态度上有些不好,致对同志间引起误会来。这次全是他的态度不好惹出来的,以后希望改正。杨洵同志平时对工作不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这次的误会全是你自己的疑心生出来的,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体。(童、杨对刘同志批评接受)

程秉渊:庸生对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幼稚病。杨从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国后态度上不十分好,而对工作简直不努力,对地委生出许多误会来,全是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而发生的,希以后注意。(童、杨接受) 

李嘉仲:庸生个人个性太强,自性〈信〉力太深,考察事实不精细。杨洵个性太强烈,小资产阶级心理太甚,观察事情真伪不彻底,所以才有此误会。(接受)

张昔仇:庸生个性甚强,批评同志时甚致〈至〉于谩骂,故很容易引起误会和表示操切(操切,急躁。)的事出来。杨洵初到此地时我们希望甚大,但除中法校事外全不工作,态度对同志不诚恳,自然要引起误会。且常占〈站〉在团体外说话,更容易引起分歧的意见。我举一个事实,肃清案发生,你突然把办事处木牌取了,我来问你,你说不取了恐波及学校,取了只是净吾一人的关系,与学校无关,完全是占〈站〉在团体外说话。你又阻止中法同志赴学生会,劝其多研理论,多读书,不宜活动,并不主张学生会去援助学潮,恐怕危及中法校,这些言论那里会不引起同志的猜疑来呢?

杨答:从庸生那封信起到腊月止,团体工作不甚了解,如能像今夜这样开会说明则不致发生那些误会了。(童、杨接受)

喻凌翔:庸生对团体很努力,但对同学的态度不好,性情急躁,每每感情用事。杨洵同志有把自己看得很高的样子,所以自夸猜疑的现象时常发生,如指使中法支部对地委提出全川工作计画〈划〉,事后地委答复这是该中央计画〈划〉的,而杨同志便对同学说地委实勿〈无〉能作一个计画〈划〉的人,给同学对地委不满的暗示。常占〈站〉在团体外批评同志,富于小资产阶级的心理,误认人是团体的对象。(接受)

冉钧:庸生性急躁,多感情用事,均容易发生误会。杨洵同志的坏处,有意见不肯发表,此为根本错误。对团体工作太不努力,误认中法为团体整个的工作,并有选择工作的毛病,如团体指定你到后援会工作,你百般推委〈诿〉,背地说团体拿滥〈烂〉毡帽你戴,要把你排斥出中法校,全是你自信太强疑心太多,所以很容易惹出误会来。(接受)

主席:现在庸生和杨洵同志你们互相批评。

杨洵:庸生同志平时态度不好,望改正。

童庸生:我这次在广东会着陈延年(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穆清( 穆清,曾赴法勤工俭学,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和在上海会着石群,他们对于杨同志都有批评,说你小资产心理太甚,个性太强。而我拿你表现的事实来看,确也犯这两种毛病。并且你还很粗率,如罗振声(罗振声,黄埔军校二期生,中共党员,时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重庆中法学校体训主任。) 到此地并莫有团体的介绍信,你就把团体的事告诉他,并引他到中法来任事,认他是一个同志,可见你疏忽此事。陈延年同志说他在黄埔工作不好,将要开除的,故广东莫有给介绍信与他,很责备我们不应认他为同志。此地认振声为同志的只有杨同志一人才有这样主张,重庆团体是不负责任的。你在学校工作,主张学校不受团体支配,应与团体分开,这是很错误的。感情不受理智支配,小脑大于大脑,如报告中央的信中及与我写的信可知你头脑太不冷静,冲动性大,并有选择工作的毛病,稍困难的总是推委〈诿〉,以后希注意改正。

主席的总批评:庸生自信力太强,冲动性大,个性也强,加以感情变换太大,作事要求很强,均易现出操切的毛病,很容易使人起反感。杨洵同志工作太不努力,误认个人为团体。既有怀疑,应先向地方解决,不宜占〈站〉在团体外面去说话。因此引起中法同志对地方不信任,并常给同志对团体分裂的暗示,这全是个性太强、小资产阶级色彩太浓的缘故。以后希除中法外应参加团体的工作。看那个才是真正的布尔雪维克化,要从实际工作当中才表现得出来的。此次大学中央述之(大学,中国共产党的代称;述之,即彭述之,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志有句话很值得注意:“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拥护团体的统一的,不应因一点误会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决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所以,杨洵同志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才有此误会。以后如有怀疑的地方,在批评会上和常会上仅〈尽〉可提出来赤裸裸说和建议,不宜佔〈站〉在一边说话。你们两个的误会中央已有解决,应完全的接受才是。希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可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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