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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关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2-06 来源:
    

陈云关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王先俊  马广见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延安时期曾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担任了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他一贯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并就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今年是陈云诞辰110周年,重温和回顾这些论述,不仅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而且对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就会亡党亡国

对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1859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后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在总结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经验时也曾说道:“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陈云继承了这些思想,并从战略高度把党的纪律视为党的生命。他指出:“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对此,陈云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进攻革命,力量异常强大”,因此,中国革命必然是长期的和残酷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广大党员如果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人数较少,且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天然的联系,容易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中国革命的形式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同时必须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时期,资产阶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向无产阶级进攻。如果“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如果共产党员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就不能“防止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就不能“建立有铁的纪律的军队,以此战胜强敌,创建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陈云更加注重党的纪律问题,并把党纪和党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不坚持党的纪律就没有好的党风。他认为,革命胜利后更容易发生腐化变质,一些党员和干部“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对此,陈云明确强调:“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总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长期性、残酷性和复杂性,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面临的新变化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和维护党的纪律,广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第二,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武器,广大党员严格遵守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陈云反复强调,“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他曾形象地讲道:“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越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全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一致,这是衡量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主要标志,但是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党的政治统一,靠的就是纪律,“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党的纪律还是维护党的组织统一和保持组织纯洁的重要武器。陈云指出,党的纪律,不仅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一”。党的组织统一,除了依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还要依靠组织纪律来维护和巩固。否则,无政府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就会滋生蔓延,党的组织统一就难以为继。同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党组织的纯洁性就不能够保证。因此,“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陈云还从党史角度阐述了广大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意义。他说:“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以及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进行。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第三,严守党的纪律是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重要标志。列宁曾经说过,党员的忠诚是保持最严格纪律的基本条件,忠诚是纪律的基石,党性是纪律的根本。陈云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广大党员“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这是对党忠诚的表现。后来,陈云在《党员对党要忠实》一文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言行一致是党员对党忠实的标志,“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如果我们的党员染上了说假话这种恶习,“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因此,对那些不守纪律、说假话的党员,“不管你口里讲得如何革命,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陈云从“重要条件”、“重要武器”、“重要标志”三个方面对严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的阐述,进一步揭示和丰富了党的纪律是党的生命的内涵。

二、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

党的纪律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这是陈云在论述广大党员如何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时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首先,陈云强调,迅速地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才是真正遵守党的纪律。他曾明确指出:“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你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是真正遵守纪律”。那么怎样才算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决议呢?陈云强调,一是要迅速而确切地去执行,而不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二是要真正忠实地去执行,“不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实际上去执行”。 “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 “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三是“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四是不能“抽象地遵守纪律”,而要“具体地遵守纪律”。所谓“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是严守党的纪律的根本要求。

其次,陈云认为,“四个服从”是无条件的,一个也不能少。他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服从的绝对性、无条件性和无特殊性是党员严格遵守纪律的集中体现。陈云强调:“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 “所谓‘所有党员’,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所谓‘各级党部’,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

党的纪律是要自觉严格遵守的纪律,与发扬民主、尊重党员个人自由权利并不矛盾。陈云指出:“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党员都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对革命有无限忠诚和责任心,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陈云认为,讲严格遵守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和党组织应有的权利,“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前,有争论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但行动上必须服从)”。党内有不同意见不是什么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总之,在党内既要讲纪律,又要讲民主和自由。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

陈云的以上论述不仅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真正遵守党的纪律、如何遵守党的纪律的问题,而且还深刻阐述了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相统一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于党的纪律本质属性的认识。

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坚决维护中共中央的权威

广大党员必须坚决地维护中共中央的权威,这是陈云在论述广大党员如何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时提出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纪律是保证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武器,也是维护和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保证。陈云明确指出:要切实维护和加强中共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云一直自觉维护中共中央的权威,并特别注意维护领袖的崇高地位。他曾说道:“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从19806月至19813月间,陈云曾经先后7次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谈话,重点谈了毛泽东的功绩。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权威。1987年,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 1989年,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当时的困难和问题,陈云指出:“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只有维护中央的权威,全国上下才能“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才“大有希望'社会主义中国才“大有前途”。

怎样才能坚决地维护和加强中央权威呢?早在抗战时期,陈云就提出:“不靠刀枪,要靠纪律”。1954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又指出:“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除了“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外,更重要的是“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陈云尤其强调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对于维护和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制度,也是党的组织纪律。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首要的是在“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同时,“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没有集中,没有少数服从多数,什么事也做不了。中央的权威和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党的各级领导班子都“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定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同时也要明确强调和维护中央的权威。陈云的上述思想,一方面阐明了严守党的纪律与维护中央权威的关系,一方面又对怎样维护中央权威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对于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意义。

四、加强纪律教育特别重要,党员要自觉接受监督

加强党的纪律教育,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这是陈云在论述广大党员如何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时提出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1938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毛泽东提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的主张。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支持毛泽东的决定,他指出:“今天党内加强纪律的教育特别重要”。一是因为“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二是因为我们“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三是因为“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党的纪律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针对少数党员在课堂上上过关于党的建设的课程,曾经举过手拥护党的纪律,而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服从党的纪律的现象,陈云指出:“党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他以刘力功违犯党的纪律而被开除党籍一事为例,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刘力功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了党的建设的课程。在训练班毕业后,他不接受党组织的工作安排,“党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中央党务委员会认为,党已尽了最大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这种通过违犯纪律的具体事例开展纪律教育的做法,起到了比在课堂上进行教育更好的效果。陈云还非常重视支部在开展党员纪律教育中的作用。他指出:“支部是教育党员训练党员最基本的学校。支部委员会应该取得上级党部的帮助,有计划地教育党员”,教育党员的内容包括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和纪律教育,在“日常工作中,要监督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党员中间各种脱离党的理论、政策、党规、党法等错误倾向”,“支部领导机关和支部中党龄较长的党员,应该担负教育新党员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以自己在思想作风上、工作上、遵守党纪上的模范行为,去教育新党员”。

加强纪律教育是广大党员严格守纪的前提和基础,而监督则是关键。陈云强调:“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首先要加强党内监督,在党内“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党内监督就有了思想基础。同时,还要加强民主制度和党纪党规建设,“要把发扬民主当成一种制度,形成一种风气”, “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一个规矩”。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负有监督的责任。在这方面“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还要加强党外监督,特别是接受群众的监督,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陈云还指出,党的纪律“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 “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当然,陈云也反对滥用纪律惩戒党员干部。他说:我们“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对待那些违犯党的纪律的人,“基本方法是教育。纪律是不得已的教育,当然又是必要的”,处罚“必须适当”。 “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目的是使那些违反纪律、“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正确的同志更前进一步”。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严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教育和监督是两个重要的途径和手段。陈云的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教育和监督的重要性,丰富了党关于加强纪律教育和监督的思想。

五、当代意义和启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小到强大并最终成为执政党,一大法宝就是有严明的纪律,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中共十八大以来,基于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多次强调要严明党的纪律、按规矩办事,把广大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这种情况下,重温陈云关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论述,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会给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严守党的纪律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陈云在论述共产党员守纪律时,反复强调严守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这些思想至今仍弥足珍贵。如今,无论是党面临的形势、任务,还是自身状况都与中国革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正肩负着带领13亿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的时期,全面从严治党面临新的形势,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靠什么来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仅靠共同的理想信念、严密的组织体系还不够,还要依靠广大党员自觉而严格地遵守纪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靠铁的纪律保证。”如果广大党员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就会是一盘散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蓬勃发展。总的来说,当前广大党员干部是守纪律、讲规矩的,但从已经査处的大量顶风违纪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薄,对党的纪律置若罔闻,因此,必须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总之,“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要把守纪律、讲规矩看作“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必须“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9]严守党的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第二,严守党的纪律首要的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涉及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大党员干部都要严格遵守。陈云曾指出:“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严守党的纪律,首要的是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四个服从”一个也不能少。陈云的这些认识依然彰显着时代的价值。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多次论述党的政治纪律问题。他指出:“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得是好的。但是,一些党员违反政治纪律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个别地方和部门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在贯彻落实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口无遮拦、毫无顾忌;有的更是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国家和领导干部形象,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当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一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人手。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二要遵循组织程序,服从组织决定,决不能超越权限办事情,坚决执行“四个服从”,“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不得违背组织的任何决定。三要严格监督党的政治纪律的执行情况,这是维护政治纪律的重要手段。“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倶乐部’。” “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在重要位置来抓”,要自觉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和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决不能使纪律成为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要“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党的各级纪律检査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査,“査处违纪问题必须坚持有什么问题査清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査清什么问题,不能装聋作哑、避重就轻,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任何人不得隐瞒、简化、变通”。

第三,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做严守党的纪律的模范。陈云反复强调,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和特殊组织,“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成为守纪律的表率。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在严守党的纪律方面,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既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党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再三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要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无一例外,“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守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破除“特殊党员”的思想,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组织和人民的监督、脱离党纪党规的约束,自觉成为守纪律、讲规矩的模范和表率。

(本文作者王先俊,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马广见,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芜湖 241003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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